回忆和梦都是奇妙的东西,一样的飘渺,一样的真实,一样的跳跃。记得清楚的梦被当成了真实发生的事,记得模糊的记忆被当成了做过的梦——仿佛人的过去是不能被随心所欲的把握住似的。
距离我上学第一天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它有值得特别记忆的需要;然而,这某年某月某一天凭空消失了,每每屈指倒数年华,才推演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数字:1996 年 9 月 1 日。追古溯源算得上中国人的特长,我很高兴不用请出宇宙大爆炸学说就找出了自己的源头。学校是神圣的地方,我父母一定嘱咐过“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难想,我对学校的威严怀有敬意;很幼小时候的调皮捣蛋在那时矫枉过正地变成了过于老实和自卑,我记得当时的教室是有点阴暗和压抑的;我一定是很小心地和认识的伙伴说话,还有大部分时间就愣愣地打量小小的教室、破旧的桌椅还有很多的不认识的同学。我的感觉向来就迟钝,当时不至于高兴异常也不至于紧张过分,应该是乱乱地混杂着等受了刺激才迟缓地转换;当然也有很强烈的时候,譬如说放学之后,我们一撮小子是一路飞奔着赛跑着吵闹着跑回家去,像一群“赶着去投胎”的冤魂,踢拖起一路的沙尘。
(第一章)
母校名曰天星小学,处在坡村的地界里,学校后面是乡政府所在,隔着公路的一侧则是卫生防疫站。学校那片地方是整个天星乡的核心,临近几条村的小孩都在那里读书;乡政府的作用不用说,还有就是汪家商店的贡献;每年三月份,乡里会凑钱请戏班子过来做大戏,戏台就搭在学校后面的空地,好几天那里都会是闹哄哄乱哄哄的。学校前面一块大的空地,大概有标准操场的二分之一,那里便是我们的运动场,做体操、上体育、还有看电影,就是在那里。大概上三年级的时候,运动场上面才种了很多榕树,才修了几个石桌乒乓球台,多少像点样子。
旧的教学楼只有一栋,两层高,十一二个教室;教室只有一个门,两边好像是有四个窗户,窗户挺小,是两扇向外打开那种,扣回来就搭上栓子,每一面上镶两块玻璃,但是常常不完整。 最初用的桌子像一张供桌,只有上面写字的一层,我们在横栏上密密麻麻地卷上塑料绳,才能在里面放书,这时候配的座椅是一种长板凳,两个人坐在上面要么是压得它死死的不能动弹,要么是因它的长短脚而摇来晃去;后来也用过单人单座,但是凳面和桌面上常常是密密麻麻凹凹凸凸的刻痕和层层叠叠的字迹——谁还记得当年用小刀刻下的神秘符号,谁还记得当年写下的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名字?
和教学楼紧挨着成九十度的两翼住着几户老师,地方很小,而他们孩子也在学校读书,住在一起,很是局促的样子。面向教学楼的正中是学校大门,大门右侧是“停车场”(一个不大的棚子);再过去是公共“便池”,女生的在靠近车棚的角楼,有门帘,男生的在一墙之后,地方稍大,但是小小的门口无遮无拦。大门左侧有,一个办公室(有且仅有一个),我进过两三次那里,只记得靠门口有两盘植物,墙壁上贴着奖状和类似规章制度的东西;顺着墙去,也住了两三户老师,尽头是表姐一家(她和姐夫都是老师)。大门左侧倒数第二间就是我学前班所在的位置。
大门朝向不是正东,像是朝着东北(我根据早上太阳而这样想)。请读者在大脑里想象出一个“口”字,字的下面一条边是大门所在的一侧,上面一边就是教学楼所在了;而在两侧,都有墙壁相连的几间住房,除了右侧有一间是教室,其余都是老师和住宿学生(只有三四个)住的地方。当年学校建筑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了,小地方的小学校就这么简单——也不知道它花了多少年才终于等到我的出现~~
在那里读书的几年里,写过《美丽的校园》这样的作文题,当时都是尽力搜刮字眼和修辞手法,务必把自己学校写得像个天堂——它确实也有美得不可思议的细节——直到了后来,我读了中学读了大学,“见过世面”了,才不像井底之蛙,才觉得悲凉,才觉得心痛:母校只是个落后的寒碜的不入流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业很久以后才有这种悲哀的观念,读书期间,我只留下平凡的温暖的记忆,那段生活就像门前的溪水,一年一年缓缓地流淌,单调朴素而充满活力。
进大门迎面就是一座雷锋像,上面写着很丑的扭来扭去的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紧靠着是两面石碑墙,上面贴着白色瓷砖,拼成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幅“中国地图”,我们有一段时间的乐趣就是比较上面不同颜色地方的大小,研究那些奇怪的线条,还有比赛看谁先把某个地名找出来。石碑墙后是升旗台(一米高的样子吧),插着铁旗杆;刚学了数学单位不久,我们讨论过旗杆的高度,但是众说纷纭,说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不了了之。雷锋像右边后来修了一个花坛,好像分四层吧,种上不同的花;左边不远有个更大点的花坛,也是种了很多的花。靠着左边花坛有个乒乓球桌,修的时间要比运动场上的早几年。再往左边过去,有一口古井,井沿一片地方常常湿漉漉的,长些青青的苔藓;井口没有围栏,我记得有一次在那里往下看,只看到暗暗的水面不知深浅,水桶搅动出有点沉闷的水声,怪吓人的;取水的时候,抛下绑好的水桶,搅动进水来,再拉起绳子。
校园里十字型的道路正好可以把学校写成一个大大的“田”字,里面除了种着很多的龙眼树(又名桂圆),记得还有一株阔叶榕、一丛竹子、好些圣诞红(学名一品红)等等。这些景物都是有过的,但是可能不是一起存在,他们只是我还清晰的记忆,便被组合到一起去了。学校的花花草草,虽然不多,但是我有很深的印象,第一因为我们是有劳动课的,就是要給它们拔草啊、浇水啊,很是热闹过;第二,我记得是一次全校捐款,才买了很多植物种上,(貌似还是那时修的两个花坛吧?),那时高年级的同学从家里挑来草皮和粪肥(草皮是在田埂上挖的)——这个场景印象至深。
毕业后,我很少回母校,偶尔去看时,旧的东西已经面目全非变得陌生遥远;而新的东西,譬如新建的教学楼和公厕,却显得那么刺目,那么别扭。我停留在旧的记忆里,现实的景物却渐渐瓦解变化,那段留在过去的过去永远也回不去了——我的记忆中,还剩下多少不是梦境而是实景?只能慢慢向别人求证,还原我的过去。
(第二章)
在一年级之前只有一年的学前班,类似于幼儿园(我很偶然地知道有幼儿园这种玩意,就像一些人很偶然知道学前班这玩意,很滑稽)。我在天星小学待了六年,直到六年级转学到镇一小。这六年,要多平凡有多平凡,要多辉煌有多辉煌,这么说是因为:懵懂无知又内敛老实的孩子喜欢平凡的日子,而平凡的日子堆多了,你也能找到一两件不平凡的事来炫耀。
古井前那间教室就是我的第一间教室了。那时的课本有一本《语言》,记得是黄色封面的,还有一本《算术》,只记得很薄。老师似乎只有一个,印象中她穿过一条洁白的长裙,很美;因为不敢正视她,所以她长得什么模样,我一点印象也没了。
当时学过的字,依稀记得有“风牛马、花生香蕉、花草苗让座、五星红旗”,每天早读的时候,老师领读,我们琅琅地像背一首诗一般去读那些字——花草苗让座是其中我记得最深的一个片段,也许因为旋律的缘故吧?当初背得熟烂的汉字,只记得这几个了,这记忆力真差!这还是第一学期的,第二学期的全然没印象——我有时怀疑只有一个学期。算术课先学了数字,学一个数字写一次作业;作业本是条行那种,我认真地写了密密麻麻的每一行;有一女生把作业对折两次,每行只写五个数字,最后她被表扬了,作业本作为榜样全班展示……
学前班不用做早操,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三个男孩子站在靠窗桌子上,边看外面高年级同学做边似模似样地挥舞手脚,有一只鞋踢飞到后排去了,大家哄地就笑了,停也停不住,各种鬼样……还有一次,在早读读到“五星红旗”的时候,不知谁把红字和一个同学名字的“鸿”字扣在一起,故意读了他的名字,周围一片同学竟然笑喷了,然后还要憋着读书,那情形让老师莫名其妙……学前班有两个班,体育课一起上,记得两个班常常被安排了比赛,或者拔河,或者接力跑(除非记错了是一年级时候的事)。比赛嘛,热血沸腾,呐喊助威的场面挺温馨……除这三件,其余事并无印象,但是想来都是很愉快的。
那时候也有音乐课,我只记得“青菜青,绿茵茵,辣椒红,像灯笼”这一句,我由发音推出这几个字,也不知是不是。后来是一年级二年级学过《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双桨》,都是记得开头一两句,往后面连旋律都忘了。再往后,就是三四年级的歌了。
一年级时候,记忆住的事情多了些,模糊不清的也多了。先讲模糊的,譬如教室在哪里,我同桌是谁,我坐在哪个位置……我最早的同桌(连上学前班)好像是华文,又好像是广文(这是小名,后来都只叫他尚君),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了。
班主任是刘x莲老师,二年级好像还是她,教的是语文;数学老师应该是黄x荣老师吧,或者是蟹地村的周老师(不知名字),二年级也是他们之一。刘老师人很好,笑起来脸上还有酒窝,而她很容易就笑了;她丈夫姓梁,个子魁梧,也是笑容可掬,他教高年级,补习时教过我;他们有两个儿子,都是成绩超好,其中一个还是仪仗队领队,挺拉风的。黄周两位老师都很老,头发花白,一脸皱纹,说他们当年有六十岁不知算不算过分,他们资格也很老,有几位年轻老师是他们的学生;两人还有个共同点就是,都骑了老旧的自行车,有时逢墟日看到他们去赶集买菜,看着背影,我心里会涌出“沧桑”这个字眼。
陈李孔表姐夫有一次代了我们的课,他就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是《狼来了》,也许因为他个人讲故事的魅力,也许因为新颖的上课方式,总之那节课他上的很成功很动人;后来他调到电城镇教书了,就没教过我高年级。表姐好像也是那段时间教过我,但是我忘了教的是什么内容了。——最初我不懂“表亲”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我又害羞,所以和他们只是一种拘谨的师生关系,后来逢年过节接触多了,才渐渐亲近,但是他们都不再教我了。
一年级时选班干部,用的是“民主的”投票方式。老师提出几个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依次点名,下面同学举手投票,老师数了把票数写在名字后面;每个人只能投两票。名字在黑板上,我非常紧张,坐得直挺挺的,心里乱糟糟,呼吸急喘喘,估计脸上还涨得红通通;头只敢低着,偶尔抬起也是直视黑板,不敢朝左右去看谁投票给了谁。当时没有上台演讲一说,如果有的话,我不敢想象自己会是怎样的支支吾吾期期艾艾地下不了台……最后,我被选为副班长(可见当时人缘还真不赖啊)……往后的班主任都不曾说过“换届”一事,除了个别小小变动和六年级的特殊情况,大部分班干部一干就是五六年。班长一直是周x琼,每一年的老师都很喜欢她,她的任务和特权也多些。副班长要做的事不多(本来小学生也没多少事要分派),其中一件是早操之后要跑到队伍前面,立定,敬礼,向值日老师说“报告!一(2)班 53 人”,然后跑回去;还有就是在早读和晚自修时要坐到讲台前面去“值日”,再来嘛,貌似没有了……这一段班干部的经历,对于提高领导力、执行力这类当领导者必须的能力没有可见的瓜葛;因为它,反而使人更容易变得极端自尊,或者极端自卑,总之,啃了鸡肋了。
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每个班大概刚过五十人吧——就是说全校师生应该在七百人左右。我一直是二班,同学基本也是那些;在班级里,总有一些人和你比较亲近,有些人跟你比较“泛泛之交”,总有些事记得深刻,有些事从未发生,也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你认得面貌而不记得名字,再有几个人是只有名字而没有音容笑貌……人嘛,肯定是走上不同的路才称得上人;在各自的远方如果有那么一个站台让大家重逢,会是多么巧合,多么难求;茫茫人海,时间无涯,“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彼此成为同学(甚至室友),难道这不算值得欢呼的事?
我是坡尾村人,村里有几个儿时玩伴也成了同班同学。男生有华文、尚宁(一年级时转学去珠海)、文斌、尚君、文才(他哥叫文明)、尚船、文贵、福盛(村里都姓邓,他们家姓陈,有点特殊);女生有燕萍(我堂妹,后来留级,今年刚高考完)、杏妹、婵玲、艳萍、艳芳。我应该忘了一两个人,想不起来了,另外很多同学暂时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有一些,试着列举一下:朱基巷村(都姓欧)有欧x梅;郑屋地村(都姓郑)有永进、永贵、永成(不是一年级同学,貌似三年级转入)、永灿、永德、春媛、春香;蟹地村(姓周)有利琼、一思(二年级或三年级时转入);坡村(姓汪)有素雅、增煜、增辉;田心村(姓杨)有志源、业强、怡冰(跟她很亲近的两个女生,我忘了名字);不知那条村的刘x姬(也是后来转入的);还有新塘基村和白背田村也有几个同学,也许是因为名字不好记吧,我依稀记得他们的形象,名字只想到了“鸿、枫、振、蓉”几个字。后面可能会想起来其余人来,现在没想起来的人,我只能说声:我非常抱歉。
我们那里有三四种不同的方言,而且都不是粤语,不懂的人听了肯定觉得叽里呱啦的不知所谓;他们讲的方言,我大部分能懂,但是要自己说出来就很艰难,幸而在学校一般都是讲普通话的。学校里有“推广普通话”的要求,但是有老师上课还是会夹着用粤语讲一些,我记得有个老师教过我们一个高招:选错别字的题目,用粤语去读,往往迎刃而解。——中学大学以来,我住校多,用普通话甚至比自己母语更熟练,表达更自由,但是时时觉得缺失了什么,直到假期回家了,听起那几种方言,才觉得温馨亲切。
语文课最开始学拼音,第一次考试,只有五个人及格,老师很生气,说要对不及格的学生罚款,因为我是及格的,我就不记得最后有没有罚成,只记得自己被奖了一个很小巧精美的双层文具盒,得瑟得意了好久……那时学了生母韵母,但是不知道“生母韵母”是神马东东;早读的时候,都是大声地呀呀呀念着:“bpmfdtnlgkhjqx…”……数学就是天天背公式,背“九九乘法口诀”,到检查的时候,一一地到老师跟前背给他听……往后,可能是二年级吧,每人要带个算盘上课,好像没教口诀之类的,算珠噼里啪啦响的声音我倒是一直记着……
当时我们会参加一个考试叫“镇智力竞赛”,时间我忘了是每个学期的什么时候,因为每班只有四五个尖子生能参加,所以这几人在上午下课后下午上课前还要过来学校,有老师补课——常常是做很多很难的试卷。因为补课的总是那几个人(包括另一个班),彼此就算比较熟悉;后来比较固定的女生有利琼、素雅、清姬、小霞,男生是我和俊杰;不大固定的还有几个同学。我们在补课的时候,也会帮老师做些事情,譬如说:帮她改作业。那时好欢乐,几个女生一边改一边吵闹,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笑料;我远远坐在一边,煞费苦心地要模仿老师的笔迹,可是那比草书还草的“100”,不仅有平衡的美感,还有不被模仿的威严,最后我用力过大,划破了几本作业本……有一次老师出了二十几个写反义词和近义词的题目让我们做,有个女生要“借”我的答案看看,我羞得不得了,很不好意思地说“只做了两个,不知道对不对”,后来老师对答案的时候,另外几个同学大声说了很多答案——他们太聪明了,我完全无地自容……补课的几个人中,我是最呆板最安静最少话说的一个,女生们似乎背地里给我起了个外号(如果不是我的幻觉),应该是因为我的呆吧;说到外号,班里很多同学互相取笑是有的,但是我一般不叫,只记得素雅爱叫增煜“猪肉”,素雅被文斌几个叫为“豆芽”……几个女生想法很多,又很活泼,有一阵子她们总是比赛,我记得她们比过“写红通通、静悄悄这种类型的字,多的赢”“写蜂蜜蜜蜂、寂静静寂这种正反都行的词语,多的赢”,那阵子跟她们比,我只有自惭形秽的份……有一次,正安静自习着,他们一窝蜂全部不见了,好久才回来,原来竟然是去摘杨桃去了,我吃了一个,至今记得酸涩得口水和泪水直流的样子……以后再补充些事……至于人物嘛,也是要回忆一下的。他们的相貌我都记得不清楚,不过没关系,不认识他们的人只要知道他们性别就够了,认识他们的人,既然都认识了,也不用我多说……欧x杰是一班的,除了个子比我小一号,他样样比我强;他聪明过人,而且思维敏捷,往往是刚听到老师的问题就说出了答案,讨论题目的时候,常常能提出一些类似的问题;他的眼神是锐利的,好像随时跃跃欲试,想把你心里的秘密挖出来;他有很强的冒险精神,骑自行车下高坡的时候,不握住刹车把,反而发了疯的加速骑,嘴里长长地一声呼啸,十分嘹亮。他还是那几个女生很强的争辩对手,所以我把他当大哥一样敬畏……郑x霞也是一班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件事:他爸好像行过医,那天我妈带我去找他,刚过窗前看到屋里一个人影“蹭”地离开沙发往屋里逃,我跨两步到门口就看到拐角处她正光着脚跑开——这说明她至少是个眼明手快身手敏捷的女孩子……周x琼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觉,笑起来时候眼角有狡黠的余光;她有时候一个人,不知哼着什么歌,样子很呆很痴,像是想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汪x雅人如其名,素洁明雅,笑容清甜;严肃时候板着脸,凛凛然,令人心惧……刘x姬是直爽的女子,口无遮拦,总能找到理直气壮的时候给你一个咄咄逼人的眼神……十多年了,我早已落伍——虽然我在当时就是感觉迟钝而落伍的——得像一本翻不过去的老黄历,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岁月已经风干当初的故事。
最早记忆里的“课间十分钟”是十分热闹的,跳绳、踢毽子、羽毛球和拔河半虚半实地浮现在眼前,但是后来就没有了。早操的那些“招式”已经忘了,唯一记起的“伸展运动”“全身运动”有可能是混乱了初中的那套;后来操场上,按照一定的行列间距,用水泥打了标志,天长日久,那些位置被踩出好看的凹槽。每周一是隆重的升旗仪式,校服是要穿的,红领巾也是要戴的;学校里有一支仪仗队,队员们穿上漂亮的制服,(不记得有没有帽子),挎着大鼓小鼓,稀里哗啦地敲着,个个是自信昂然意气风发,就像其中四个喇叭手吹奏的号声,非常拉风;最拉风的仪仗队领队开始是刘x莲老师的大公子(貌似叫文海),后来是欧x杰——不知道他们手中的东西怎么称呼,挥舞起来,却传出一下一下重重敲击心灵的力量。
当上少先队员的时候,有一个“授红领巾礼”。我们整齐地,心兔急撞着,期待着,排了队列;首先右手握拳抵近太阳穴,跟随老师的一字一句,“庄严宣誓”;高年级的师兄师姐过来小心翼翼地给我们戴上第一条红领巾,就如同妻子给远行戍边的丈夫系上包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我一共戴过三条红领巾。
一二年级那段时间学过的课文,依稀还记得一些。脍炙人口的古诗如《锄禾》《静夜思》《草(白居易)》《咏柳(贺知章)》等等,还有一幅很有韵味的《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课文有丑小鸭、小猫种鱼、壁虎借尾巴、画蓝树叶、乌鸦投石喝水、春天到了青蛙还在冬眠……想起这些字眼,就有一幅古老而不清的图画,我仿佛是高飞在教室上面,俯首看到自己认真地写着字……
那时的同学,单纯快乐,无知无忌;我想记录不经意说出口的智慧语录,我想描摹率真灵性的举手投足——但是它们太飘渺了。也许我的记忆也不擅长记住声音和图像,概念的底彩涂鸦出来了,你们是出色的画家,应该能填充出自己的故事,感动于脑海旮旯角落的不轻易浮现的细节。那么,二年级以前的回忆,尽管衍生了很多,也暂告一段落了。我在二年级以前——尽管以后也算——是蒙昧无知的,接下来三年中,才意气张扬了很多,再往后,六年级时环境大变,我巨变成“脚踏实地、卧薪尝胆”……那些都是下一章节的人生了。
(第三章)
一年前,当我留下这一个章节题目的时候,我不会预料到我在哪一天才会再回来。曾经有好几次,我打开了日志列表,点击“编辑”,想要在这篇回忆录里面添加一些或虚或实的文字;曾经有好多次,我把自己未完成的计划列了出来,例如对自己说,我还欠豌豆一份礼物,例如对自己说,我还欠阿苏一封信,例如对自己说,我有一个网站需要打理……我给很多事贴上了“未完成”的标签,最后惶恐地发现它们植根在我那摇摆不定的第九型人格上。
简单地说,我发现自己欠缺去完成某些事的压力与动力,可是内心里的那份责任与牵挂又常常把我拖拽回到那个我一直在回避的节点——我不再是过去时空中的那个“我”,可是我不能不为“我”的选择而负责。
读莫言《我的高密》。这是关于他故乡的散文集,里面乡土的气息引领我的想象力而构建了我与故乡的故事。我意识到自己记忆的贫瘠,但是也乐于让那些常常浮现的意象来谱写我的过去。记忆中的素材是那么稀少,一次次在想象与梦中出现,反而被磨得光亮了。我因为阅读而有了写作的灵感,想要细细探寻自己的早期记忆,细细探寻我的失落了的精神家园。
而这一篇未完成的对于小学时光的回忆,作为我继续写作的开始,我要先把它补写完。
(第三章正式开始)
在前一段回忆中,我拾掇了三年级以前的一些印象片段,它们被一年前的文字描述成现今的模样,竟然有一种神圣的色彩:要连贯地写往后的时光,可不容易。而往后三年岁月中的事迹,并不是所有都那么时空鲜明,或者可以说的是,它们全部都模糊像是一只蝴蝶做的梦。我要写的时光其实只能算是文学化的时光了。
我二年级的同桌好像是郑x贵,一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大脸男孩;他似乎也是我三年级的同桌。我记得的有他的场景:学前班的某一天,他与同村的好友奔跑着回家;放学了,我们打扫教室,把一张张凳子提起来放在桌子上……继续跟他相关的是:他的堂弟郑x成转学来我们班,坐在了我们边上(似乎是我的左后边)。
有一次郑x成撕了胶布要借刀子割断,我自作聪明地要他拉直它,然后我用还很锋利的刀子去“砍”(从动作上来说应该是砍而不是切或者割),砍了几下吧,因为角度或者力度的问题竟然没弄断那胶布,于是我调整一下准备再砍,而这个时候郑x成似乎也做了某些调整(想配合我呢,或者想戏弄我呢,或者无意中被什么分了心呢……),然后我的新买的锋利的刀子就割到了他的手心(是左手?)里,接着,我看到了暗红艳艳(是红得发黑的)的血从他紧握的拳头边流出来……我彻底慌乱了,要赶紧止血啊!我拿什么止血呢?我在桌上的作业本里撕了半边纸,也许还没有巴掌大,就想往他的伤口上贴……我至今不记得他有没有大哭,却始终执着于当时自己的反应是撕了纸片去止血……后来老师带他去买了止血贴(即创可贴)止血……后来他转学走了(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总是忘不了这一件事,每次经过他的村子,我就会想起他,想起我用锋利的刀子砍了他的手,他的手流出了我从没有想过的黑色的血,想起我撕来给他止血的那小块纸片,纸片上面沾了我紧张的手上的汗……
或许是三年级,不然就是二年级,周x思转学来我们班,她有白净的皮肤,甜美的笑容,纤细的声线。她和周x琼同一条村,应该还有宗族关系,所以走得比较近。记得那年不知道怎么冒出来一个朗诵比赛,(不是校级的,是镇级或者县级吧),老师要选人去比赛,她被选上,后来还得了三等奖。小学时,我们可没有多少机会参加比赛(除了前面提到的镇智力竞赛),所以我心里羡慕了她挺久。
突出一段好消息:一个月前,老同学周x思和邓x君喜结良缘,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我祝福他们心心相印,百年好合哈!呵呵,还有早生贵子!~~说到了“早生贵子”,当年的老同学里,刘x姬、周x琼、还有邓x萍,她们都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这也是好消息啊!~~说到人生的另一半,要感恩上天眷顾垂爱,让我遇到了豌豆,现今我们的爱情之花开得正艳,只待收获的时节!虎虎~~
继续回来记忆中寻找当年的片段吧。记得那些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全校性的活动(除了每周一的升国旗):例如看电影,就在校门口的操场上,一张很大的电影布被支起来,各个年级的同学搬了小凳、长凳按队列排开在它的前面,而放映的机器就架在人群的中后方,它凭空地射出一个锥形的光路投到电影布上,电影布上时常会出现一个人头或者一只手的阴影;例如全校大会,就在学校古井前面或者升旗台前面,有时候是发奖,有时候是全校募捐;例如慰问五保户,记得那时候先是捐米捐钱,到了那一天(不记得是不是学雷锋日)就由学校仪仗队在前面敲锣打鼓带队,后面跟着穿了校服戴了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一路浩浩荡荡走村过户,去慰问附近几条村子的“五保户”(惭愧的是,我至今不知道这五保是哪五保)……有一年,学校里搞绿化,修了花坛(我在第一章描述了),除掉了杂草,要种买来的花草(好象是我们捐的款);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高年级有同学从家里挑来了粪肥还有从田埂上挖的草……
很早的时候,学校里规定四年级以上的同学要上晚自修。我是四年级的时候学会了自行车,有几次就骑了车去上自修,可是等到下自修回去的时候,在校门口下坡的地方就摔倒了,把车子前面的铁丝篮撞歪撞扁了;我擦破了皮,没有大碍。那时候路上没有路灯(现在也没有),我记得自己会带上手电筒,尽管学校离家只是隔了一条村子。家里很早用的手电筒不是现在充电式的,而是装电池的,大号的锌-锰电池(这是从中学物理书上看来的叫法),它在路上发挥了实实在在的照明的作用;推上开关,黄茫茫的光柱就出来了,在那光柱里游离着很多微小的生灵(或许是蚊子、或许是飞蛾、或许是灰尘颗粒),它们创造了一种幻象,我时常把光柱和手电筒联想成一根棍子,舞之挥之;它照在前方空中没有终点,让人不知道光是消失在某处,还是一直穿入了宇宙照到外星人的家里……后来听说临近的某个地方的学校里有学生在上完自修回家路上被人杀害了,非常残忍可怕,所以学校接到通知不许上晚自修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几个参加镇竞赛的同学可不能松懈,晚上还要回学校上自修,做题或者听老师讲题……
在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印象中,很多事都跟这镇智力竞赛有关,不得不多说一些:参加选拔的同学都是老师提名,比较正式的筛选过程在我印象里只有一次,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去老师办公室看分数,我竟然看到自己的分数是“XX.75”分(不记得这 XX 是多少了),第一次知道算分数可以算到 0.75 分;考试的地点是镇中心小学,我小小的心灵对于那陌生的学校是挺觉震撼的,就算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在梦里也还会常常梦见第一次进那校门,看到校门口两边摆了很多卖东西的小摊(这在天星小学母校是从没见过的),梦见欧x杰借了我一毛钱去买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却没有分给我吃,梦见我在那里买了一个洁白的很香很香的橡皮;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稀里糊涂地得了三等奖,那时候得奖的还有欧x杰,加上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接触也多,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哥们”或者是“惺惺相惜”的感觉;考试有语文和数学,分上午下午,我们考完上午的试出来集合,然后去酒店吃饭(记得回去后,我妈说过她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酒店吃饭,就问我那里的饭菜好吃,还是家里的好吃,还问我吃过了什么菜),如果现在的我能穿越时空,我一定能很详细地描述自己那些年在饭桌上拘束紧张的形态,可是我不能,我只能说我的印象里的片段——冷气开得很低,或者是很靠近我,我穿着短袖单衣,不由地夹紧胳膊或者用一只手捏另一只手的肉,不敢让人看出我在发抖,大电视上在放卓依婷的歌(像没有情人的情人节、空中有朵雨做的云),我侧着脸在看那歌词但是自己还不会唱,侧了脸又僵僵地不敢转回来,因为我一转头就会看到其他人(包括同年级已经认识的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还有老师)朝向大电视的脸也对着我,这会让我脸红发烧;在一年级那次竞赛时,欧x杰借了某人的笔,还得知他的名字,回来后常是提起,第二年去考试时,他还专门跑去各个教室门口看名单,想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然后可以打个招呼,谁也猜不到的是,我六年级的时候和那位高高的杨振绿大哥成了同学,而且他还是受了我们敬重的班长;大概是在二三年级的两次考试里,在我身上还发生了很大很大的糗事,其一是,我大吐了一场,把出门之前母亲调制的鲜美的鸡蛋粥全数从胃里吐了出来,混了好多的口水泡泡,就吐在我正答着试卷的桌子下面,我当时岔开了双脚,趴在桌上继续奋战试卷;其二是,我消受不起中午在酒店吃的丰盛的午饭,肚子在下午的考试进行一半的时候就翻江倒海上下作乱,我不安地扭动,惹得一个严厉的老师走过来监视了很久,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就提前交卷,跑出来却不认识厕所在哪里,等到别人指点了路,我匆忙奔过去才刚脱裤子就“一泻千里”,然后又发现自己身上除了准考证和很少的钱,竟然没有任何类似于纸的东西,幸而有过来寻我的同学才替我解了围……
小学时候,学校对于成绩好的学生的奖励是不少的,会举行一次隆重的颁奖大会,让获奖的学生上台领奖,奖品颇为丰厚:有一个大号的塑料桶(上面会用某种涂料印上图案,写上“XXX 一等奖”再加上落款之类的)、水壶(即保温瓶)、软皮抄(一种软皮封面的笔记本)、硬质封面的笔记本、钢笔、文具盒……我不记得具体是怎样的奖励标准,因为似乎也没有公开地提到过;主要奖励的是期末考试成绩很靠前的学生(人数我也不清楚),还有参加镇智力竞赛获奖的学生,当然后者的奖励要比前者的好。我记得
自己一年级获得了一支英雄牌的“水笔”(钢笔在我们方言里就被叫做“水笔”)、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铝或者钛制的桶……在我印象里,有而且只有一年的奖励特别隆重:老师学生组了队,当然还有仪仗队制造一点音乐,把奖品送到学生家里;所有获奖的学生家里事先都收到通知,到了那一天就都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准备了糖果、瓜子、饼干和开水招待过来的师生,有些家里(我家父母就是)看得比较重,在送奖的队伍快要到的时候,就点起鞭炮,场面就像过节一样的喜庆……
那些年,我似乎除了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不知道什么别的事,一头扎进课堂、书本、考试的庇护所里,等出来的时候,竟不知世上经过了多少千年的岁月,而要再回首,却发现在自己的过去里多的是空白和模糊不清的印象。现在,我要在记忆的长河里继续淘洗了。
那些年,我们是有劳动课的,有发了《劳动》课本,和一些手工制品的原材料(像什么纸板啊、橡皮泥啊、滑轮啊、胶水啊、导线啊、铁钉啊等等),但是似乎理论课是不讲的,那些玩意在刚发下来不久就会全被我们自己按照书里的图纸和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捣鼓完了,做出了纸船啊、不倒翁啊、简易的手电筒啊、吧啦吧啦的不少东西。劳动课是真正的劳动,我们经常需要从家里带来锄头、铲子或者水桶,有时候是在学校内外清除杂草、通排水沟,有时候给教室大扫除,有时候(好像是每周分一组同学,轮流去)给学校里的花坛浇水。记得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举行了一个全校的班级评比,那时候我们班是靠近男生小便池的那个比较旧的教室,但是我们的劳动一点也不马虎,在设计好黑板报之后,邓华文还从他叔叔那里拿来了几幅书法和油画,挂在教室的墙上,最后我们班得了第二名,仅仅输给梁国梁(第二章提到他)老师当班主任的那个班。
那时候除了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劳动之外,后来还有《思想品德》(中学时变为“政治”了)、《自然》(生物物理化学的简易本)、《社会》(历史地理那类的内容)的课,我们大部分的人似乎是刚上学就有一种习惯:用纸把书包起来!我们用的一般是旧报纸,先是好好比对了大小,然后切割,折起封面的书页之后,再用胶布粘住边角。这一般呵护保存之后,等到学期末拆开了看,那书的封面干干净净亮丽如初,即使是有摩擦脏了的地方,也会被橡皮擦一阵猛擦。
记得在六年级之前,我不喜欢把课堂笔记写在书本上,而是抄在本子里,做的笔记也很讲究,是用了三色或者四色的圆珠笔按照一定的标准抄写的,密密麻麻,歪歪斜斜,不堪入目。我记得那时候很多的笔记都是怎么给课文分段,然后归纳“段落大意”,最后给出全文的“中心思想”,而中心思想有个比较固定的句式:本文通过 XXX 的描写,表达了作者 XXX……那时候的语文老师都有一本万能的参考书,她们还会写很详细的板书,把一篇文章的“脉络”画在黑板上;我四年级的同桌汪x煜有一本参考书,跟老师的那本一模一样,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老师下一句要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跟着老师念,或者比别人更快地回答老师的问题……
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好像是叫胡x玲,四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叫什么名字呢我却忘记了,她们都是学校里很好看的女老师;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邓x明老师,跟我是同一条村的,后来是调到汉山中学去了,我记得在他的课堂上,我们都是很活跃的,常常是大多数同学抢着举手回答问题,或者是跑到黑板前去做题,后来他还掀起了我们班男女生比赛唱歌的热潮;四五年级的数学老师姓肖,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在高年级同学中流传下来有一个外号叫“烧鸡”,在方言海话里,“肖”和“烧”同音,“鸡”有时候说的意思是“严厉、凶狠、好斗”(差不多是这类吧),但是我一直没看到他“名副其实”的那一面;我记得肖老师在刚教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说过,要我们注重自学和预习,他还要求我们把整本书的课后习题做完,他要定期抽查,但是到最后,一次抽查都没有,亏我一直就乖乖地照做了;肖老师后来与胡x玲老师结为夫妻,出双入对,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我听到了关于他们的流言,甚是不解,不表。
有了三年级的良好基础,四五年级的稳定上升,在我印象里,我们那时候整体水平大大提高,学风很盛,一些成绩在中上水平的同学在期末考试里“出类拔萃”,而参加镇竞赛的同学也取得不错的成绩;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包揽了数学单科的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名,很有一种开创历史的感觉。
我记得从三年级开始,我们每周要交一篇周记,而大部分同学(我敢说自己最初也不知道)不懂得什么是周记,受了老师的误导,听信了她说的“你们可以写扶老奶奶过马路,可以写 XXXXXX”,最后差不多都写了自己是怎么遇见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然后发扬助人为乐精神,扶老奶奶过马路,最后当她说谢谢你的时候,就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第一篇周记写的就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但是事实上,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红绿灯,甚至于没有“马路”,我们走的那条沙石路叫做“公路”……我的第一篇周记似乎是 62 分,不然就是 67 分,我印象不深;第二篇周记写了自己怎么地“自己的事自己做,当天的事当天做”,写了自己手洗衣服的整个过程,最后得了 71 分……我们从四年级开始写作文,有时候作文和周记就混在一起了。那时候老师给的分数都不高,我和另外的男生曾经偷看过班里成绩很好的女生的作业本,她们很多的分数也只是在 80 到 85 之间。关于那时候的写作,我印象中自己曾被老师表扬过两次,还被某女生质疑说我抄袭。表扬的第一次是:我写春天到了,小草发芽,用了差不多这样的句子“小草从土里悄悄地探出了头”,然后就被老师称为写得很生动;第二次写的是自己去插秧的经历,老师挑出我写的自己插的秧的句子,说那排比句写得很好。(话说我在初中毕业后曾整理自己的东西,意外地翻出了写了插秧经历的那本作业本,但是我看了很久,实在没觉得那段话有“排比句”的实质,反而觉得在最后一段话中我抄来的一个结尾句颇有韵味……)。某女生说我抄袭,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她说我没见过大象,没见过吊兰,怎么写的那两篇作文;事实上,写大象和乌龟的那篇,我是在作文书里看一篇作文,用了它大概的情节,但是其它内容全是自己写的;而吊兰,其实大家都容易见到,只是不知道它的学名罢了……
我记得老师经常会教育我们,想写好作文,就要经常摘抄积累,她经常会拿作文写得很漂亮的郑x翠学姐给我们当榜样;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念了她写的一篇作文,特别地用了不少时间赞一个词“滚瓜烂熟”怎么地用得好,以至于我每次想起小学作文、郑x翠学姐,就会想起“滚瓜烂熟”这个词来,但是它是怎么用的、又是为什么被用得很好的,我丝毫木有印象。那个时候,受了老师的影响,我准备了很精美的软皮抄专门用于摘抄材料,夹了一支钢笔在封面那里,还想随身带着它;我记得自己很早的时候抄了一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来着(或许是我的第一条摘抄),在看书看电视上课的时候,听到什么成语、歇后语、谚语、诗句,就赶紧记下来;中学的谢x雄老师也鼓励我们摘抄积累,到如今我是有了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了,但是对写过的绝大部分东西,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时候,语文老师还鼓励我们写日记。我至今记得我花了五毛钱(钱好像还是从家里偷的)买了自己的第一本日记本,它是黄色草纸的软皮封面,上面印的大字写了“工作本”;它里面是条行的线,是上下翻页的,而不是左右翻页;纸张很薄,写错了字,如果想要用胶布粘掉错字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撕烂纸。那时候,我觉得日记没啥可写,实际也没写过什么,但是也总害怕日记被别人看到,所以很长时间我都把它锁在自己的抽屉里,直到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它被我分离成了两半:写过字的部分被丢进旧书里卖掉了,空白的部分就成了我的练习本……那时候,我看的课外书很少很少,无非就是自己买的那几本作文书、父亲书架上的书(我很早看的应该是什么说唐、封神演义、冰山天女传、尉迟敬德、孙膑、呼延庆打擂之类的书;六年级之后才看的有镜花缘、李自成等等)、还有同学带来的笑话书、故事书;有一阵子,我借了一本中国上下五千年,看得如痴如醉,真有废寝忘食的程度,后来想想,如果那本书分上中下的话,我看的很可能只是“上”,因为我现在记得最深只是春秋战国的一些事迹而已……那时候我最喜欢翻的一本书应该是父亲给的《成语词典》,因为很多成语的注释里都在讲成语的由来(像什么指鹿为马、杯弓蛇影、画蛇添足等等),有些典故还配了图画……补一个:约莫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几本《跟我学作文》(或者是类似的书名)的书,大概三四十页吧,里面有连环画;我记得有一篇有这样的情节——几个现代小孩穿越到唐朝,发现大名鼎鼎的诗人李白正是一个贪玩厌学的小孩,他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一个老奶奶(画得有点尖下巴,我自认为她面相不善)在磨一根棍子,就好奇地问她在干嘛,于是一段“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就上演了,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学校里似乎有一个“图书馆”,位置在教学楼二楼中间,仪仗队的器材是放在那里或者它旁边,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印象中,那里是常年上锁的;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给一个教室搞卫生的时候,从很多旧物里扫出了借书证来,它是红色封皮的小本子,跟我初中时得到的那本一样,但是从来不记得自己那时候有过借书证。小学的时候,我还看过很多的《少先队员》、《第二课堂》,都是些小学读物,因为伯父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以他那里有不少。有一阵子,(很可能是四年级),班里要弄一个“读书角”,不记得是我们捐款买书,还是学校里买的书,总之,它确实办起来了,放了一些《少先队员》《第二课堂》那类的书,我记得还有一本《贝海拾珠》(名字莫名其妙,实在不懂)的诗集;这些书没有很好地管理,最后有借无还。
在我阅读那一类不起眼的书的时期,我看到了一些征稿的信息,征稿的信息里提到了征文评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然后列出了奖励,而我就被那奖励吸引住了,没记错的话,特等奖奖励 500 元。我不记得是怎样的灵感和怎样的写作过程,总之最后我竟然摸出了一篇题为《建设祖国》的诗,按照地址就寄给了郑州的某处;隔了一两个星期,我竟然收到了回信(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没有拆开信只看着那印刷的字就惊喜忐忑得无法形容,那时候,我像是藏着一块宝一样把信收在肚子前,用裤带夹着,用衣服遮住,去上体育课,一直到了放学之后,我才在教室里偷偷摸摸地拆开了信。信里除了我名字和作品名字是用黑色笔写上去的,其余都是印刷成的,印刷在一份油彩印的纸上,然后像一份奏折那样折起来,实话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纸,上面还称呼我为“邓x州先生/小姐”,我兴奋得不得了,以至于忘掉了信里说的内容,只记得它说我已经过了第一轮评选,需要交五十块钱“作品保管费”(好像是这个名目)进行第二轮评选,否则视为放弃参赛评选的资格。我可没有那么多钱啊,谨慎的母亲咬定说它是骗人的把戏,还说就算过了第二轮,万一还有第三第四轮评选要交钱的话,那要交很多钱的……后来,我又收到了来自那家杂志社的一封信,这回它说要交的钱是三十元。我把那封信和第一封夹在一起,放进了我的“百宝箱”里,经过了这么多年“除旧迎新”的过程,恐怕它们现在是不知去向了吧——要是留着的话,它们是多么有意义的纪念品呵!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我三四五年级的同桌是汪x煜和杨x源,就算不是同桌的时候也是坐得很近,彼此交好,以至于我会把他们混淆起来看;那时候,我们经常做的是打乒乓球,总是盼着体育课。记得汪x煜在练钢笔字,还从他哥哥或者是叔叔那里拿来了钢笔字帖,当时其他同学还停留在使用圆珠笔的层次,而我用攒下来的钱买了钢笔和墨水,也开始练字;由于我们的练字,还有老师的表扬,其他一些同学受了影响也开始买笔买墨水学写字了;在汪x煜的指导下,我还开始学象棋了,一边学一边跟他切磋。杨x源好像一直是我们的体育委员,他很有运动细胞,不仅跳高时跳得高,跳远时跳得远,就连打篮球时也生龙活虎;我一直不服气的是,他不就是比我高了那么一点点点而已嘛,怎么会这么厉害;我和他会相互借阅作业,有时候就会在作文里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不叫抄袭,只是借鉴了一下而已——我还记得他也写日记,有一篇写他看中国对巴西的足球赛,他很为得意,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着“今天无事可写”。有一阵子,似乎我们要写一篇“旅游”之类的作文,那时候我们六七个大男生约好了,要去爬山采风,记得那时,我们各自都带了一个小本子和笔,浩浩荡荡地就往山上去;在我家门口有两座山,其中一座名为“六石岭”,得名只因在山顶最高处有六块大石头,传闻在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还留有仙人的题字呢;我们的第一站就是爬这六石岭,但是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大家就趴下来了——绝对不是因为累哦,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发现了一株黄花,似菊非菊,类蒲公英而非蒲公英,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最后都趴下来仔细观察它,一边观察讨论,一边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做记录——我想那时候的太阳一定很温柔,天空也是明媚的;去完六石岭,大家觉得不过瘾,然后又跑去了靠近杨x源村子那边的山岭,这边的山里树林更多一些,山谷里还有溪流和水潭子,最神奇的是,有一些大石头的夹缝就是山洞的入口,进去后,经过很多的枯枝败叶、某种动物爬行留下的痕迹,最后是在很远的地方才走出来;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看过什么汤姆历险记、贝恩历险记之类的书,但是我们都有一种去探险、历险的感觉……
(第四章)
在五年级之后的暑假里,我跟其他几位同学收到了一封信,信中称因我们成绩优秀,下学期可以去镇中心小学就读(具体的语气和用词,我不记得了)。事后很久,我才在别人零星的谈话中梳理出比较完整的概况:原来六年级有个“全镇班”,召集了全镇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成,用意主要是提高大家水平,考取最好的中学。可是在那个暑假里,我是懵懵懂懂,忐忐忑忑,对它一无所知。
后来我偶然得知(似乎是母亲转告了伯父的通知,或者是转述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暑假里有个英语补习班,是中心小学给全镇班的学生开的(后来知道不全是全镇班的学生)。我在五年级之前没有学过英语,因为学校里没有这门课;那时候似乎英语课还没有在小学普及,除了中心小学(似乎还是四年级以上才教英语),其它小学都没有。
既然有英语补习班,那当然要去了。补习第一天,我们同去的是四个人,另外三个是女生,有周x琼、汪x雅和欧x霞;我那时没问也不清楚欧x杰为什么没有去。当时我们各自骑了自行车,除了钱和信,似乎也没带什么别的;她们在前面,而呆呆讷讷的我则骑车紧随。中心小学离我们那里说远不远,骑自行车的车程是在三十分钟左右吧;路也算好走,除了大雨后的泥泞和镇上热闹节日时的人潮。我曾和同学骑自行车去镇上“趟墟”(也就是“赶集”),那一次就不算是多严重的“出远门”;但是我除了考试时去过中心小,就没去过,这次由三个女生开路带路,当年脸皮比纸还薄的我(身形不说也清楚,是比现在更孱弱瘦小),一路上想了多少东西哦,现在的我也好奇想知道呢!
学校里给提供住宿,班里很多不是镇上的同学都住宿了,和我同去的女生们也住宿了;后来正式开学时,他们也是住宿的,似乎是要从家里带米过去,然后交饭钱,那里有煮饭的阿伯给煮饭。我六年级一直没有在学校住宿,而是住到了大姑姑家(我有三个姑姑),她家大概就在从我家到学校的正中间吧,我把自行车放在她家,每天走路去学校;每天早上,我在姑姑家吃早餐,或者自己在外面吃,中午回来在姑姑家吃午饭和睡午觉,下午下课后,就骑车回家吃晚饭和洗澡,然后骑了车来姑姑家放好再去上晚自修,晚自修后再回来姑姑家睡觉,周而复始。这种借宿姑姑家的日子从暑假补习英语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姑姑一家对我非常照顾,特别是姑姑,她疼爱我这个外甥的程度跟她疼爱自己的孙子孙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关爱、帮助,我永世不忘!
先继续说那年暑假补习英语的事吧。如果说我那时候一点英语的基础都没有,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至少还认得 ABCD 之外的 22 个字母。但是,确切地说是,我只知道它们的发音,对它们的书写可没有完全的把握,我记得还在学字母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超级囧的事:那天,我正无比认真地抄写着作业,冷不防,站在旁边的老师发话了(也不知道他是偶然经过还是站了一会儿),他说我全部写错了,他说不是我那样子写的,语气里面带了一丝冷嘲和不耐烦,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很委屈地认真比对自己写的字母“J”和书里的“J”,还是我的同学王x鹏聪明,他眼明手快地给我指着说,“J”字哪里是我那样写的噢,“J”字是一个钩,上面可没有一横;我最后还是挺委屈,因为书里印的那个大写“J”的上面就是有一横的嘛……承接上文,我说我知道字母的发音,其实这也不确切;在老师教字母和音标的发音的时候,他花了不少时间纠正我们的发音:要知道,舌头的轻微变化、嘴型的微小变化、吐气速度或轻重的丝毫变化,这些变化恰恰就是两个音标发音的区别。
说到了发音的问题,我要插叙一段,说说我的普通话问题(如果要说广东人的普通话问题的话,我实在不能把握)。我在小学时代接触的所有老师都是本地人,他们说的普通话都很好,就算是不好,我也不会觉察到(当然更不够资格说他们说得不好);除了上课或者正式的场合,我们一般是用方言土话(是当地方言,但不是粤语)交流。我对于“n\l”是分得很清楚的,绝不会把“男人”念成了“蓝人”,或者“狼人”,也不会把“牛”当成“瘤”……但是,我发的带有“z\c\s”和“zh\ch\sh”的音曾让不少外省的同学迷糊;我绝对知道大部分汉字是带了平舌音还是翘舌音的字母(我从来就是一个拼音全拼输入法的使用者),但是我的舌头和口腔却并不知道它们……
英语补习的进度很快,老师把他们五年级两本教材的内容全部讲完,就连书里出现的字母歌、圣诞歌也都教了。我记得那时候有教人体器官的单词,老师还抽了两个同学上讲台,然后他说“touch your nose\eyes\mouth…”,我们就根据指示做动作;他念“touch your …”的声音很好听,只是我很久了都不知道“touch”是什么意思,然后自己看别人的动作,就猜它是“摸”呢、是“按”呢、是“点”呢、还是“指出”呢……那时候,我常常忘记一些单词的读音,甚至是知道了它的音标却还不知道怎么连读,我当时的同桌王x鹏(他还有他的好基友陈靖都是个子小小却智力过人,身上还冒着一种从网吧出来的流氓气)乐于助人,就用汉字给我标了读音,于是我就看着汉字或者拼音,然后用普通话或者方言的读音去读那些英文,不过让人费解的是,我总能读到或者联想到一些不大文雅的词汇,然后我跟他就笑喷了……那时候,我借了黄文隆(他是我姑姑的大孙子,按辈分的话,我是他 uncle,但是按年龄,他则 older than 我)的教材,他还慷慨地把自己的留了很多空白的参考书和练习册送给我;他的书,特别是那练习册对我帮助挺大……那时候,许x敏住在他外婆家,而他外婆家与我姑姑家正好是门口对着门口,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来回学校路上成了好搭档;后来,我们和傅x江还有黎x权也比较投机,回家也是同路,所以常常结伴……那时候,坐在我和王x鹏后面的是一对高高个子的男生,其中一个叫李x虎,他说话的声音跟我大榜姑姑的三公子(我知道他名字在方言的发音,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汉字)说话一模一样,我惊叹两个彼此没有交集的人怎么能说话声音如此相像呢!……到补习的最后时候,我们考了两套试题,其中一套似乎还是镇竞赛用的试题呢;我一份得了七十几分,一份得了八十几分,有这样的好成绩,我必须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一提的是,感谢李x虎同学在交卷的最后时刻从他的试卷上借了一个“girl”给我……
补习完了,距离正式开学还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弄了很多的小纸片,在每一张上面写上两三个单词以及音标和汉语解释,然后用胶水把它们贴在家里各处——门板上、沙发上、床上、镜框上……那时候,我竟然常常会幻听到英语老师在教我念那些单词的声音,他的声音在某些单词上会显得尖细,可是他的声音也常常唤起我正坐在补习班教室里的记忆,所以可以说,那一阵子,我脑子里残留的声音在教我温习英语。
说来也奇怪,等开学了,在六年级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而那分数、表扬、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正反馈又进一步地把我原先对于数学的兴趣与热情转移到了英语上。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有不少的测试,英语老师很喜欢从高分到低分念大家的成绩,然后大家依次上讲台去领试卷,这是他教学的一种特殊方法,助长了我们相互竞争比拼的学习动力与虚荣心……另外,一说起这英语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就出现了比较离奇的事: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依稀以为他是叫杨x文,但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才是叫杨x文;初中的杨x文最初也很喜欢念分数,然后学生们上去领试卷;初中的杨x文念某些音时也会出现特别的尖细的声音,这让我怀疑是他混淆了我的记忆,而以为六年级的老师的声音也有那样的特点;他们中的某个,或者两个都是喜欢用一根教鞭(这种习惯本来就不多见),我在想象中模拟了他们各自持教鞭的画面,觉得效果挺合理和谐,但是我实在不能确定是他、还是他、还是他们都有用一根教鞭(那是一根可以伸缩的教鞭,银铁颜色)的习惯……
推算起来,我是 2002 年秋进入镇中心小学读六年级的,到如今已是十年之期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组织了十年聚会,大部分同学都来了,一起去探望老师,那时候我们相见,再见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听到了好多年前曾听到过的声音,我恍恍地认为大家其实都没变呢——或许他们长高长壮长帅长漂亮了,但是我的视角也变了,会选择忽略这些事实;或许我还直接用真实的印象去取代了脑子里支离破碎的记忆了——看大家的面貌、身形背影,听大家打招呼问候的口音,推测站在某同学旁边的某同学会是谁,最后,2002 年的那一班好学生全部就在眼前复活了——甚至我们能很轻易地说出某某没有来,甚至在某一刻,我认为大家把复杂了的丰富了的人性也封闭起来了——在此,我不免有了一种文学式的感慨。从 2002 年秋到 2003 年秋,这段时间确实是我们人生中意义非凡的篇章(在我身上绝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能否认的是,它在我的脑海里十分斑驳,一旦我从自言自语的状态转到向我的读者倾诉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说出自以为离奇的乌龙事件。所有我过去的记忆都像是从沙土地里挖出来的不知具体年代的砖块,它们或许失去棱角,或许切面平整,或许被水浸化,或许坚固如初,最后却难以砌起我曾到过的那座城池。
在整个六年级时光里,我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应该是了无情趣、不苟言笑;我那时候上课比任何其它时候都认真,坐得比任何其它时候都端正,做笔记做习题比任何其它时候都勤快,现在的我可以分析着说:因为那时候我突然置身于众多智力和成绩过人的尖子生里,突然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而那新的知识与观念像倾盆大雨把我彻底洗礼,这时候我潜意识里就无比自卑吧,想要自立自强,这就得有笨鸟先飞的觉悟,肯下苦功,“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当然不全对。想当年,为何我会突然如此沉淀,原因肯定是多元的。
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张克文是改变我最大的老师。张老师为人长得严肃,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严师”;若追本溯源,他曾在我第一个母校天星小学教过书呢,跟我算是颇有渊源;我还从伯父口中得知,原来他有一个外号呢,不过就有点莫名其妙罢了。张老师迎来又送走了多少届由所谓的尖子生组成的“全镇班”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的是,他在自己的教师生涯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学生们的全部心态和念想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非常擅长防微杜渐,常常用警告就把我们杂七杂八的计划或者蠢蠢欲动的歪念头“扼杀在摇篮里”;而一旦防范失效,东窗事发,那么后果很严重,后面将提,按下不表。
张老师是务实的铁面督导,他传递给人的是这样的信条:要想取得成功/好成绩,绝对没有捷径可走,你们不要抱侥幸心理,必须要老老实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样的信条指导下,他知道如果要把我们都锤炼成既中看又中用的好钢,那他就得不断地挥舞自己手中的铁锤,狠狠地把我们敲打,尽管这铁锤是无形的:他一遍又一遍地把我们比作摇摇晃晃的“半桶水”,说我们只顾着骄傲自满地、轻浮地乱晃悠;他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要擦亮眼睛看到自己正处在一座巨大的“分水岭”之下;他用不可怀疑的威严传给我们这样的真理——只有承认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放下盲目的自信,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接近成功!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不言而喻”;也不是每一个知道真理的人都会奉行不违——这就是说,张老师作为真理的忠实信徒与传道者,他要时常面对这样的苦恼:他宣扬真理的话会在我们学生当中失效,或者仅仅奏效一小段时间。这其实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包括大部分的父母,都会面临到的苦恼。但是张老师在大家看眼中却也是一个奉行原则、一丝不苟的人;他能要求学生认真,也因为着他自己就是一个无比认真的人,并且能在要求别人的过程中,严格要求他自己:他有不止一本的“万能参考书”,但是他在每次备课的时候还是会用专门的备课本,并且在教材上做上各种标记和备注;他有几本的练习册、或者试卷集,追踪着考试热点,知道在什么地方查漏补缺……张老师的认真之中,难得可贵的是不会导向刻板僵化,他思路开阔,知道创新的重要性,并且知道如何创新;在使用同义词,或者更准确的词汇方面,他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而仅仅从一幅漫画作文的讲解中,他又能引导我们的想象力穿越重重的时空阻隔,像是引我们乘上了从太平洋吹向大西洋的风。
张老师是一个无情的执法者,他有老鹰那敏锐而准确的眼光,还有兔子般的敏捷;前文提及一旦防微杜渐失效,后果很严重,有一个实例是这样的:正是下午的语文课,上的内容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午后的闲逸空气裹着热潮从大开的门窗外涌进来;他讲着课,在黑板上写笔记,频频回过头看我们的反应;我坐在第二或者第三排的位置,仰着头看笔记或者垂了头写笔记;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几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了——他讲解的声音传入我耳朵、我俯了头记笔记、一声“拿出来”的吆喝、纸张撕裂的声音、东西掉落地上的声音、我看到他从讲台下走上讲台继续讲刚刚的话题。当时我比较迟钝,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曾留意事发地段同学的反应,直到下课了我才拼凑起案情的经过,若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这样的:一本非课堂用书不好好地待着书桌里,而要悄悄地、频频地露出头来引诱她那本该认真听讲的主人,我们张老师火眼金睛逮了个正着,于是狠狠地惩罚了她——用了五爪分尸之刑——最后把她安葬在教室的角落。不过,这种事情并不常发生,因为他的防范基本是凑效的,即使某些界线被逾越了,他还有别的杀手锏:诛心之术!张老师一张沉默的脸还有那一双坚毅深邃而让人不敢正视的眼睛就能让人受到灵魂被鞭打的痛苦,这一无声的酷刑曾让我们班多少的野猴子变得不安,然后自责,然后暗暗作出承诺说下不为例!
关于张老师,我最后还不得不说到的是:纵使是严父,也有一颗慈母的心!他对我们的关爱是传统的雄性之爱,但是这一种情感也是无比真挚而深沉的。我有一次被别人的摩托车碰倒,磕伤了额头,在一天回家路上,被他骑摩托车经过而看见,他便停了车要送我一程,其实我伤已好了大半,而他仍是问这问那,慰长问短,关切之情满溢可见。还得再说的是,由于他那时候的倡导,我后来一直养成着写日记的习惯,而我要坦诚地说,若不曾因为那写日记的习惯,我的思想成长将要欠缺百分之九十的重量;那个我喜欢又无比讨厌着的自己,正是在那年辛勤的日记中埋下了种子;我在那个时候出生。
在一种对恩师的怀念与感恩之情中,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浮现出了我的数学老师。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他退休的事宜以及退休后的安排应该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是无比聪明的人——聪明绝了顶的人——光秃秃的前额一直延伸到天灵盖正顶上,两鬓以上的头发满含了岁月的沧桑,很多黑发原住民选择终身常驻,但是显然它们的后代可没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以为他在笑,直到他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正的笑是怎么一回事。在数学上,似乎没有他不知道解答的问题,可是一旦他迟疑的时候,他常常会顺势讲一段故事,会引入某一个非要在方言里说才更清楚的说法,这时候他会很无辜地用方言问“是不是这样啊”?
关于六年级的记忆,我想围绕着人物展开,但是在写完了三个最主要的老师之后,当我在脑子里过滤能想起的数量不多的老同学之后,我不得不决定把主要的笔墨留给其中几个人。当时与我最亲近的无疑是这四个人:许x敏、黎x权、傅x江、苏x帆;许背了一个大书包,常年穿着运动鞋(其他同学在夏秋天几乎都穿拖鞋),与我同来回学校,只是后来因为我小心眼的原因,我们较少同路了;黎有个雅号叫“老外”,他在我们不知道疯狂英语是何物的时候已经对英语疯狂,到了初中时,他在我也参与了的一个新社团的选举中高票当选为副会长,到了高中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我初三时的女同桌也变成了他的同桌;傅是我第一学期的同桌,他的雅号是“博士”,而我始终不懂它是因为在方言里读音的关联还是因为其它的典故,就一直拿来喊叫了,他有一个弟弟,但是在他身上(像在我身上一样)看不出有“哥哥”的稳重与威信,在今年的聚会上,我发现他变酷了,很像一个有了“家室”的人,尽管在随后的真心话大冒险里他予以否认;苏是我第二学期的同桌,一枚绝对的好好人士,他全身上下都保持着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讲究礼节以及给人的形象,就算是到了高中,他还一丝不苟地贯行着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把衬衣塞进腰身里皮带之下,把头发梳理得规规矩矩并闪着一层乌黑的亮光,即使是对他在六年级时就自豪地留起来小胡子也不曾马虎——从最近他在 QQ 状态上发表的一些信息推测,我猜他已经处在恋爱开始之后的某个阶段,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我偷看他日记而发现他暗恋班中某女生的秘密。
在我与傅x江同桌的时候,黄海涛坐在我身后,那时候他可是我无比仰慕的对象,即使是在某一次的自修时我们正聊得兴起被张老师突然出现惊吓住以后,我仍不减想要转过头和他交流的念头;他的字写得很好,是练过书法的,作文也常得到老师的夸奖,只是作文本却从不肯轻易示人;他还爱好画漫画,画的《龙珠》里的比克大魔王神韵非凡,他还很有文学创作的兴趣,曾写了一个武侠小说的开头,只是不知道那个“梅花道长”(我记的是这个名字)后来怎么样了?那时候他的同桌是个非常老实憨厚的名字里有个“俊”的男孩,每天晚上都会用一支钢笔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并且遮遮掩掩地写他的宝贝日记,他有一套独特的感知系统以及情绪判断机制,常常会因别人开玩笑的话而变得阴郁生气,又常常会在别人觉得索然的时刻笑得很欢乐。
我在那时候常常会感受到来自那些聪明的同学的压力,他们从不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锋芒,似是不经意地就积累了各自饱满的知识库,而我在不断面对新鲜事物以及那些本应该是我了然的常识之后,也渐渐练就了自己的应对之措:既坦承自己的无知,也流露自己无尽的好奇心;我从那时起就表现了自己在认识他物时的特性,也就是首先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才承认它们那些合理的存在。
六年级时候的母校完全没有了我执着地保留着的一二年级初见时的印象,就像在十年后我第一个来到了聚会约定的地点却寻不回它在我梦里时常出现的形象;当我看到被教学楼围起的正在施工的空地、看到低矮的教学楼、看到了显然已被改变却也不能在想象里还原的建筑与建筑的角落,那时候我的脑子不停地想起一个词:木棉树!然后在下一刻,我就意识到它已经变成了在我文学幻梦里的诗意的意象,尽管在新建的教师宿舍楼前正矗立着那棵在十年前就已如此高的木棉树。那一年,在我走近还有走远离它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一种仰视的习惯:仰视那修直的大树,仰视那浓缩了千万种比喻的裂痕层层颜色重重的树皮与树刺,仰视那枝那叶,仰视那没有语言指称的空空漂浮的影子,然后再从树梢上俯瞰我仰着的眼睛。
记忆的远离比文字的远离更要严重,一个“薄凉”无法说透我在情绪复杂变换中的全部,记得我在一年前就曾如此说过:梦里清晰的故事被当成我在过去时空里的真实存在,现今模糊的对往事的记忆却不可避免地要染上梦的瘟疫。这才是我的问题。
——2012-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