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两节文院的课显然要比呆在床上睡觉更有价值，而且借着地利而把中午、下午的时光花在图书馆里自习也要比在寝室对着电脑却不搞实战编程强。
在这开学第一周里，做如此任性随意的“雅事”，当是自己的学期礼物吧，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很可能是足够远离它的——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
因为曾听过几乎相同的内容，我对荣光启今天上午课堂的表现颇有些失望：那漫散自由的讲演有很多牵强的技巧的痕迹，而我并不喜欢这些看似僵死的准备；我甚至有点同情他的无奈：他受一种要进行重复说教的折磨，但是发散的思维和飘忽的注意力使语言表达显得无力；他揣度不清学生的思想层次，于是在换位思考和自以为是的判断下，一边自信得意，一边又自我否定和限制。当他在说余华从《活着》开始就走下坡路时，当他在挑出余华早期作品中的句子来分析和回忆曾经的美好的触动时，我也在怀想于几个月前那场中他从容的儒雅的谦谦风度；我完全地期望这只是我基于不当的幻想，过度解读而下的苛刻判断，因为从他对文学的定位中，还有对自己人生阅历的解读中，我得到了良好的印象：他真实的自我认知甚至对我有共鸣般的触动，他那种难得的淳朴心质、对生命之美和艺术之美的强烈好奇心能唤起我柔软内心的悲悯——既有对于他，对于众生，更有对于我自己的；于是，史铁生等人在我心中点燃的名为“爱”、“孤独”、“存在”、“我”等等的火炉烧得更旺了。在以上意义下，我认为想象已经作为语言的灵魂而使我的灵魂感到快乐，那么，因偶然机缘而来到我生命中的荣光启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物，其中包括他一再要问的“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它引我到一个新的起点。
今后，在很长时间里，生命对我而言，必然少不了这种文学观的影响：文学的作用是在具体性的感知和想象中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这种文学观不一定来自于荣光启，至少不能说它完全代表了他对于文学的认知，同样地，如果在史铁生的文字中出现疑似的说法，我仍会仅仅把它接受为现阶段的我所定义的狭义的概念体。
已经作出的任何对文学的定义，我想它都存在这样的事实：它企图容纳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它企图在最广阔和持久的时空里保持生命力，而且它企图具备最明白而简单的形式。而其它的作为群体共享的实体，特别是在哲学和伦理学里的对象，例如“上帝”和“正义”，自从它们成为被讨论、被研究的对象的时候起，它们就要面临“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我的理由是：认知主体的差异是永恒存在的，这推演出无数的矛盾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难题，于是，把握宏大对象的企图就变成一种“以有涯逐无涯”的努力，变成永恒的理想。
那么，文学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像罗尔斯对正义的研究，它紧密联系着我作为理性个体的行为，于是无论是在直觉还是在逻辑上，我都有话说：无疑地，我是文人的一个特例，“我的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子集——文学不外乎我写作的文字，文学不外乎文字载体外我的纪实的记忆和浪漫的想象；我认定它离不开我正在使用的符号系统，而它的作用就是模拟、引导、塑造、再现，最后具象化在某些时刻中的我的意识——通过文学，我得到基本的关于“存在与虚无”、“生存与死亡”的人生认知和生活态度。
人生阅历深刻地影响着人生观念，我强烈地认可这句话，同时，我也明白它的潜台词：现在还抹不掉的博尔赫斯和史铁生等人对我的影响，终究会在未来做出改变；现在的文学对于我还是干瘪的而不是充分饱满的。
如果要再问一次：文学（或者说人文）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首先会希望把自己剥离开“理工科学生”、“来自精神贫瘠的农村的男孩”、“知识青年”等等阵营，而假设我是任何有正常意识的人类个体的一个，它以生俱来地带着一种苦：它享有不确定长度的生命，但是时间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区间里；在这短暂的生命里，它间接或者直接地成为那些永恒困扰着人类的难题的奴隶。如果把宗教和物欲的享受看作对抗这种苦的出路，那么对我而言，文学也许等同于宗教和物欲的享受。可是，在这种形容里，文学又变成了由我的无知和欲望所制造的庞然大物了，除了已确定文字系统作底限外，它几乎无边无际，换言之，它重新是无涯无限的幻想物。而我不认为那会是“文学”的本质之一，那么，也许我接着要做的就是用回溯法一次次地回到前一个岔口，也许到最后还要“从迷宫的入口出去”！
——2012-02-17 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