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语症
如果能算是失语症的话，大概一个月前，我患上了第二种失语症：思维显得太灵动或者太纯静以至于不需要语言来串联；情感显得太默契以至于能顺畅地找到接口，也更能恰到好处地转换互通的频率；语言的霸主地位被动摇，灵魂有了新的会说话的感官。
作为对比，我是把寒假时所谓的“母语失语症”算作第一种失语症的。这一种失语症要这么描述：灵魂的代言人相互抢夺发言权，我要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当然也取决于出席的场合，取决于哪种衣服穿着舒服——简单地说（或者说是抽象来讲），它简化成“我要用什么方式来简单明了地对你说明：我是我”，这么说起来，它首先要求一种身份认同，要求一种灵魂交流的频率（应该也有解码器的要求）；由这里也可以看出，它在某种本质里存在于所有的“语”境，也成为第二种失语症的前驱。
但是第二种失语症能自立则意味着“身份认同”的难题被化解了（或多或少地），它意味着一把钥匙插进了一把刚好的锁里——对于两个人来说那就是，有些东西刚好不需要隐藏或者强化——若从某种程度上来比喻的话，第一种失语症就是一堆沙子，第二种则是在沙子上面灌满了流水——它们的主语是沙子、水、或者水和沙子混合体，这都显得不再重要。
矛盾依然明显而强烈。现在突出的冲突就是：我不再考虑很多与其他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是说，我不再推敲那么多的与别人的思维对接问题，甚至有某种怀着顾忌、不屑、狡黠、幽默的精灵要怂恿我借着失语症的名号而自言自语，这一切都因为，我已经（而且确信还将会）在某些时候不再担心第一种失语症（包括它的直系引申）——我很容易就满足于抬着头，痴痴地凝视满天的树的的虬枝，凝视树的本来的面目，凝视它正凝视着我的目光的他的目光——这能引出来的是自我意识的寂寞，因为它还不习惯新的世界，于是起了对未知的害怕之心——它有意地贯注了（也许是成长了）一种更强的自我意识，这导致了一些自卑情绪，它也重新思量我与他人（公开与隐私）的边界——曾经不害怕当钱钟书笔下士兵揭开伤口给观众看的这个士兵现在没做好准备把自己的奖章露出来在大厅里——它暗示了悲剧的可能，暗示了周期性情绪魔圈的合理性，无非是想要先打破一面镜子，然后再引诱我沉迷在破碎的镜子的迷宫的幻影里——这就是现在的冲突。冲突的一种补充描述是：表达欲的转移，即使是自言自语式的倾诉，它不减一种滔滔的流势，但是要从公开的日志转化成私密的文字，转化成书信和日记——让人想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它的狭隘——这也使得失语症变成一种语言的转移：河床里只剩下细细的水线，因为这大河在某一处就已经改道，它灌溉了另一片原野，它催生了另一片绿。
打破概念的误导，这种“失语症”其实要说是语言泛滥的情势：一座大坝兢兢业业地积蓄流水，终于迎来了雨季，终于要满溢了，终于要在娟娟细流或者周期性泄洪的过去的习惯上，换一种一泄千里的身份；又恰好这些转变是悄悄发生在黄昏到黎明之间，等夜里水声消减了，当意识再次清醒的时刻，它反而变得饥渴了，误以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沙漠而想要甘露，或者太自信新身份的威力而想要把整个世界都置在大洪水之下。
那么，这种由我定义的失语症，它要冲击语言的合理存在，它要弃绝语言，它要把语言发挥到极致——换言之，它要暴露最纯粹的我的情感，它要把我的情感置于最清醒的真空，它要把我的情感置于最迷幻的混沌——换言之，它要保护我的灵魂使之幸福而不忧伤，它要煎熬我的灵魂，竟然使“度日如年”与“度年如日”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它是在有与无之间，最抽象的具象，也是最具象的抽象。
——2012-05-04
（二）通信与日记
它们完全就是你与我，或者我与自己的两种对话方式；有时候很不相容，有时候难分彼此。它们不得不借助文字系统，甚至于借助文字之外的图像系统；它们是我们的乔装道具（可褒可贬，在于心性），也更是我们灵魂（也许不应该用这个词，那就用本意上的“我们”）的一部分；它们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沟通的内容本身；它们是情感的载体，也是情感的形态；它们中有（或者原来有）一个人的秘密，然后转化成两个人的隐私，还可能变成两个人共同对外的暗语；它们是瞬发的浓烈的激情，又是沉淀后斑驳的印象；它们因为太“我们化”而使作者与读者彼此亲近、能够无缝转化，能跳出文字的形羁而转到义与理的再生；它们不排除“更懂得了别人”的可能，也不隐藏“更懂得了自己”的事实……
不管是如何描述，不管是多么玄的模拟，信与日记是因为发挥了某种属性才使我着迷：它们连结了两种共同的关怀，它们的使用者努力给彼此同等的应和——及时的、激情的、坦诚的、智识的、技巧的、慷慨的……——多少就像是一面镜子：反馈的对等性、真实与印象的两面性——所以才有了“知音”或“知己”的说法吧，而不是所谓对牛弹琴。
说起信，我原计划要用传统信件的方式给几个人写信的，这个计划在两个月前是那么明确，以至于我连信纸和信封都买好了；那么为什么它被拖延了这么久还没有具体实施呢？原因真是多样的，预见到的和没预见到的，主观的和客观的。那么，什么时候它会被重启呢，或者说，它是否还有效呢？——答案是：也许我缺一个外力，例如说，谁先给我写一封信；例如说，我实在下了心要远离（或者被迫远离）网络与现代通讯工具。
至于说日记。我在很长时间里竟然是冷落了它，于是岁月神偷悄悄地啃食了我的生命，现在要回首去看，惋惜与决绝之情都因为缺乏史料而显得空虚。它会因为前一段空白而引发后一段空白，造成一个循环，没有终止。那么，造成停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承认，我逃脱不了缺乏恒心与毅力的指责，我不能怨怪记载日记的载体（也许还包括内容、方式）的不合一，我也不能推脱说俗务缠身而无法静心，在这一点上我会对自己诚实；然而它们还不够解释所有的事，还要添加：一种必要的反馈，例如写作的愉悦、例如打败时间而立的纪念碑、例如预期读者的关心；一种必要的信心，例如对过去的感恩、例如对现在的知觉与珍惜、例如对未来的期待（也许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如果真要这么两分的话）……
为别人而写日记（如果这个别人仅仅是特定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日记”应该被解构吧，把它归为“信”么？相对地，那“信”中遍列巨细而不羞辞彩，自言自语或自问自答，这又跟“日记”何异？我倒是乐意用自己并不精通的解构主义来解构一切，让“信”与“日记”占用同一种意义，在一个地方用 A 种声音，在另一个地方则用 B 声音，相互解释又相互掩饰——总归是要任性的，但又不能太任性。
这两种对抗失语症的方式，如果用第三种方式来建构与解析，多少容易显得失真、显得莫名奇妙——特别是当它被运用了太多的笨拙的技巧的时候。但是我实在不能放弃这样的念头：它们总归是一体的，它们总归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它们的原因和结果要被解释清楚，虽然这种努力的目的仅是为了减轻我的罪责，可能还会增加我现在的快乐。
——2012-05-04
（三）文学家与历史学家
江勇振先生写胡适的一段话中“由于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时时记挂着历史会如何对他作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感情上的鸿爪……”这样的话，我一下子就领会了——它完全地忽略了表象背后的道德折磨，它不懂得任何失语症的可能，更不知道至情至性的人是如何害怕“印象”与“时间”这样的东西（在我这里时要用这两个词）；我认为他其实反映了历史学家的呆板。
我原来不曾对历史学家有什么“概念”，所以迟迟不能对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研究方式表达感谢：首先当然要感谢他们在枯燥的工作中所厘清的历史上的本相以及它们在近遇中的作用；其次，我更要感谢的是他们的方法论（在我理解的狭义的层面）——训诂与考据，它们使我的怀疑心得到认可与鼓励，使它丰富与强大——它设法矫正我们前行的步伐，让沿路的危险减少。长久以来，我的概念里（或者潜意识里）只有广义的文学家，他们选择偏于文采或者偏于哲思，他们根据题材而或者浪漫或者现实；我一直就忽略了很多不该忽略的因素，（尽管现在也是知道与重视得不够），所以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取舍，更不说要怎么专注于某一领域。
《胡适留学日记》的内容简介中写道：“胡适先生酷爱写日记的原因，他从自己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先生认为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其实不限于日记，延广至语言的任意表达（古诗、新诗、随笔、信、学术著作等等），也不限于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称谓，为了英文所称的经验，胡适的所做将能轻易避开江教授的妄断——我也许是出于自身的局限而愿意相信胡适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而是形象如何存在于自己的历史中；同样地，我要以狭隘的偏见而相信胡适更在乎的是“我与自己”的对话（在日记中的），而不是“我与你、研究者”的对话；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胡适的文学家的心性与掩不住的激情而不是历史学家的严谨与理性，我还固执地认为他懂得书信、日记、诗词、文章各有所长也应该各有所用的道理；他把某些关键字所隐示的系统的网络分成点块散化在不同文字里，苦于没有得到知音者的反馈或者仅仅想要感动将来的自己——我是要这样子来描出胡适的模糊的轮廓，调解他的身份与行为，进而还能为“失语症”的属性添加一些注脚。
文学家在选择人称进行记录与创作的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他甚至有更多的自主权控制语言而调节思维；在彼此比较分明而且可以通过不同媒介抒发的时候，两种身份不大容易越界，就算是越界，作者也会不满而要在别的地方弥补——他可能不会在意哪一种身份的荣誉，但他很可能不会错过那不一样的乐趣。
——2012-05-04
（四）刘瑜论爱情之不可能
我赞成的是：现在常规式的爱情关系与婚姻关系（包括观念）是要在未来被取代的——被取代意味着不是细枝末节的改动，它们会影响整个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结构——因为我既赞成（或者说预言）“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也认为具备独立人格的人觉醒得越来越多，爱情与婚姻将会很快被“透过现象看本质”，然后两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将会更解放而更加自由。
刘瑜用的是这样的词语与这样的描述（当然，这不是严格论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n 个男男女女由于彼此欣赏而组成的、开放性的‘和谐公社’。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不一定上床或者财产共享，更不一定要永运在一起……”我认为她所说的是精英式的灵感，也就是有精英分子的前卫的理性，因此她（或者说这种思想）也注定要面对大众集体的某些蒙昧分子的道德绑架、面对精英分子的另一种（批判）理性者的挑剔与警告。
但她，或者我这个暂时的理解者与支持者，还不能给出最满意的回答，不仅是理论的，还有实践上的；思想上的巨人往往是行动上的矮子，刘预言家说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限制条件：“还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她甚至不无调侃地（不顾自己就是被调侃的对象）宣称“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这并不是没有意义或者并不值得继续研究，尽管它还只能说它是理论上的、它是会发生的，就像你不能说：理论上每个人都是会死的，所以考虑死亡研究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爱情或婚姻关系的改善，尽管很难是整个人类式的，但那一天（一种类似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结构取得合法性的日子）注定是会到来的——也许你会说单纯依靠引述刘瑜的几句话还显得苍白，但我要说，它对于我来说似乎就不需要解释地显得必然合理——我甚至要说，我在罗素的言论中就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子，“婚姻就当是两性间相互本能的自由而自发的结合，充满幸福，同时又不排除某种类似敬畏的感情：它应当包含双方的相互尊重，绝不允许对相互的自由有丝毫侵犯，而如果一方强迫另一方一起生活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你另一个问题没问出来之前，当我没有直接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还要说一个比喻：理论上太阳还有约五十亿年的寿命，在那悲剧的事发生之前的人知道自己与人类终将灰飞烟灭的事实，但他很有可能不会使自己提前进入到那种状态去，他不必要用实践去争取理论上的事实。那么，如果比喻还不算笨拙的话，我要说：理论上，我没有必要实践那“自由人的联合体”，不管是自己去或者说服别人去；同样地，它还不说明我有勇气背弃现在潜规则了的道德律——因为最重要的事就是，我认定那还不被普遍承认的理论上的事实，我把那当成自己的不可更改的真理、或者说信仰。——它不排除娶了小脚太太的胡适！
2012-05-05
（六）
我觉得自己被情网包围着，它每根丝线上都透着春天的清凉温度。今后久久，久久的今后，我的梦里一定常常浮现出今天清晨在东湖上的仙境一般的意象：远远的水面上均匀地染了白雾，看不透的远方要凌空飞来灵动的飞鸟，它们或者要迅疾从水中抓出游鱼，或者自由翩跹地像柔柔的水波；而水波在我们的期盼里粼粼地滚过来，纯洁像翡翠；我拥你在怀里，依了头在你的耳边，我们就是坐在天涯海角的神仙眷侣；我把我的心给你，你把你的心给我；我把我的过去给你，你把你的过去给我；我把我的未来给你，你把你的未来给我——爱情在那一刻似乎消解了“我与你”的边界——让我那么不自禁地，身体起了生理反应~
以上一段话有多层的含义：它说明了失语症的原因与结果；它说明了书信的秘密与坦诚；它说明了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张力与调和；它预示了浪漫与现实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与厚重的信心……
都说是“五月槐花开”，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快速地把“槐”字想象成“怀”字，还暗自对自己说这个绝妙的双关语很快就能派上用场——就像只需在未名湖边折一枝柳就可以使得一种情感因为千古的比赋而催人眼泪。
很快我们就知道，武大香飘散使人心情愉悦的那一片花海其实是樟树——开在五月的雾气里，开在从新月到满月的轮回里——它的香气搅拌着在这个季节就应该有的爱情的味道而使各自都更加香醇；它的细密繁绿的树冠树梢也让人难忘，于是当明月来弄影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某种秘密前的帘幕。
——2012-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