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正文内容都是摘录的，并非个人原创；发布博客仅作时光留痕。
巨流河
2014-04-14
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2014-04-14
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风云变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2014-04-15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2014-04-15
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
2014-04-15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2014-04-15
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2014-04-15
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大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
注: 这句与昨晚突然看到的一篇文章不符。微信公众号里的
2014-04-16
莽撞粗鲁的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损伤了东北军的形象，给延安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的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2014-04-16
火车里，人贴人坐着、站着、蹲着，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车顶上也攀坐满了人，尽管站长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下来，却没人肯下来。那时，每个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车离开南京就好。
2014-04-16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2014-04-16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梗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用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2014-04-16
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 00 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2014-04-16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2014-04-16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末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傍陀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2014-04-17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2014-04-17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 0 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2014-04-17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2014-04-17
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注: 作者若理解的政治并非现今常说的政治
2014-04-17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2014-04-17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蒋主席邀其前来重庆表示感激。致词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私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因此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言之一。
2014-04-17
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
2014-04-17
他讲到狄更生《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
2014-04-17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2014-04-17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2014-04-17
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2014-04-17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2014-04-17
。 我们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他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瞭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竞说生命的不朽随生命而来的友情、爱情，受苦和救赎……如上帝启发我，在这四月正午的林中空地，遇到了我愿意喊万岁的天籁。
2014-04-18
九月中旬我去汉口，回学校注册上学，渐渐信也写得少，甚至不再写了。我去汉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放在读交通大学的南开好友程克咏处。十一月间，我托她帮我送还给俞君，写一短简说今后路途将不同。就此别过，寄上祝福。
2014-04-18
武大的校训是“明诚弘毅”，和大多数学校的校训一样，四个字，原都有些深意，却记不得它的真意。但至少其认真务实的态度是处处可见的。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家东西南北地奔跑却又似看不到来去的目的。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老师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字雨僧）教授来武大作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
2014-04-18
但是，他的宿舍并不大。田师母抱着孩子在邻室声息可闻，而我到底是个女孩子，常去熟了，她会在没有人接手时把小孩放在爸爸怀里。田老师常常涨红了脸一脸尴尬，我便站起去接过来，帮他抱着那七、八个月的小男孩，一面听课。后来田师母到了五点钟就把小孩放到我手里，自己丢煽炉子开始煮他们的晚饭。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学来催我去开班会，他回去对大家说，看到我坐在那里，手里抱个小孩，师母在煽炉子，老师仍在一个人讲着《地狱篇）十八层地狱不知哪一层的诗文，当时传为笑谈。
2014-04-18
但是，初读《神曲》算是打下相当扎实的根基，而且使我避开一门缪朗山教授的“俄国现代文化”的课，那在当时是爆满的大热门（我已读过必修的俄国文学一年）。我坚持选读《神曲》是一个大大的逆流行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受惑于狂热政治文学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条简单的路。我始终相信救国有许多道路。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不选修“俄国现代文化”而选修冷僻的《神曲》。对我以读书为业的志愿，有实际的意义。
2014-04-18
“六一惨案”发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约六点钟。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同学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带上车。他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拦阻，拉扯之间，兵士开枪，立刻有三人中枪倒地死已，有一人手里还抓着脸盆，受伤者数人。 一时之间，学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缪教授，军车受令疾驰撤离。大家把伤者送医务室，用门板将死者抬到大礼堂，以被单盖住身体，全是头部中弹，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没有遮盖。全校师生都拥聚到大礼堂，校长和老师带着大家。全场一片哭声。这时一位领袖型的同学跳到台上，大声地说，我们知道学校会处理后事，但是必须有同学代表参加。当时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讲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云从。突然间，我听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来，在千百个人头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 散会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参加校方的善后工作。散会之前，所有的人排队由死者身前走过致敬。我记得其中一位的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住，在我数尺之外，双眼也末合上。
2014-04-18
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教授的安全，并且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
2014-04-18
缴了毕业考试最后一张考卷出来，是个炎日当空的正午。如今连最后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了，我大学毕业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间里，痛哭一场，为自己茫茫前途，也为国家的迷茫，悼亡伤逝。我父亲在我这年纪一心要救的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内忧外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年幼稚狂妄地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
2014-04-18
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2014-04-18
这时我已怀孕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子。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个孩子。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内黑暗阴冷。我大约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房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2014-04-19
他们童年环境的安详，很令我羡慕。那纱橱婴儿床，满院子各形各色，大大小小，世代相传的猫，和后院那棵大榕树是台中罗家三景。那榕树胡子又多又长垂至地上，树干上有一个洞，每逢有他们喜欢的客人来了，我的三个儿子就到玄关，把他们的鞋藏到洞里，然后进房说：“现在你走不了啦！”客人一定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这样的玩法多年不厌，直到他们上了中学。那十七年！我们五个人都在成长。台中其实是我和孩子们拥有童年回忆的故乡，我自己的童年几乎没有可栓住记忆的美好之地。
2014-04-21
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
2014-04-21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how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currents”,“over-poweringflood”,“violent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ofthe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2014-04-21
一九六一年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突然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修服。五十多岁的老修女。她手里拿一把很大的雨伞，一进门就大声地问：“你是不是齐邦媛？”我说：“是。”她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教美国文学的人，请你来教。”我吓了一跳，说：“我没有资格教，美国文学也没有准备。”她不听我解释，说：“你会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为我已经查过你的数据。” 原来她是当时静宜女子文理学院（现为静宜大学）的负责人 SisterFrances，静宜是修会办的学校，修会的负责人就是学校负责人。她来找我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气势俨然。我一再推辞，她似乎要发脾气了，说：“你们中国人就是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是经过考虑才来的，我派了学生到中兴听过你的英文选课。” 我太惊讶，他太意外，不敢跟她辩论，连说：I’lltry”的能力也没有。她立刻交代哪一天开始上课，说完，留下一份课表，撑起那把大伞，从玄关处消失。就这样，在一九六一年的台中，，我真正开始教文学课。
2014-04-22
从多年的教书生活，突然进入一个政府机构作公务员，好像从一个安然自适的梦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个不把“生涯规画”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断裂。现实考虑之外，内心只有一个确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将台湾文学用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了。
2014-04-22
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在大陆政治文化的铁幕之外，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
2014-04-22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前言》对这二十五年的文学概况作了说明：台湾自光复以来，由于中华民族的聪慧勤奋，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视之下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个创深痛巨的世界，种种兴衰浮沉的激荡都深深影响了台湾一千多万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割舍、怀念、挫折、奋斗和成就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题材，使它能不断地拓展领域，加深内涵，后世治中国史的人会作公平的判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们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2014-04-22
似乎是一种巧合。我初到台湾不久，曾读到覃子豪《金色面具》，其中一行：“活得如此愉悦，如此苦恼，如此奇特”，这行诗句令我难以忘怀，成为我数十年来自况的心情。
2014-04-22
就一个文学选集的主编而言，小说最费经营，写诗需要天赋才华，散文最贴切心灵，至今仍是台湾创作的主流。
2014-04-22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2014-04-22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国家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2014-04-22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2014-04-22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 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2014-04-22
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
2014-04-22
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2014-04-23
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号房》，主人翁苏珊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间，终因无法挣脱家庭责任和社会的束缚陈规，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后在私下租用的旅馆房间“第十九号房”自杀。这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所要追求个人的空间，即是所谓“寂寞”，想印证一个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独立的价值在困境中隐隐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终身的渴望。
2014-04-23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2014-04-23
夏天的夜晚，走在纽约街头，真不知人间何世！我清晰地记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阁楼的斗室中，仰望满天的星斗，在三江汇流的水声中，为侯姐姐骂我没有灵魂而流泪，只因为我不愿随她再去读书会，读那些俄国阶级斗争的书，唱那些幼稚的“东方红，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没有来到台大看到那两屋子书而留下来，我的人生会是怎么个样子？
2014-04-25
母亲猝逝之前，我们虽知双亲日渐老迈，却似从未想到他们会死亡，更未谈过后事。仓卒之间，我妹宁媛随着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乡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我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时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很好。”四年后父亲亦葬于此。裕昌与我也买下了他们脚下一块紧连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如今已四代在台，这该是我落叶可归之处了吧！
2014-04-25
这个礼拜天清晨，这位可靠的司机必须去开会，我自己到丽水街口对面的师大人行道等出租车，沿路去接他们三人。夭太早，人车不多，我专注地往左看有没有空车，突然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横冲出来，被遵守绿灯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上，摩托车弹至半空，一些闪光的碎片在阳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树下飞来。我下一个知觉，发现自己头枕在一只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脚不见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动，勉强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脚，像折迭椅脚似的，折断了，被压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断了，空荡在袖子里。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痹而已。这时有三、四个路人俯身来看我还活着，其中一个人问我名字，我请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丈夫。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壮汉走下来，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将我抱起放到他车上后座，一位路人说：“你不能动她，必须等警察来。”他怒吼道：“等警察来时她已流血过多死了。”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三总！（三十年来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请先在建国南路口转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桥下看到贻烈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我还清醒地告诉他去接我妹再去三总！我记得到医院拉住这位送医者的衣袖，问他大名，但他不愿说，勉强留下个地址，我家人后来始终没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2014-04-25
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分钟之内，那闯红灯的年轻人刚刚退役，被撞断双腿的他，和被撞解体的摩托车由半空飞落到我站立的树下，一些零件击中了我，医生说右肩那一片离我颈动脉只有一吋。我倒地时，头部倒在那骑士软软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头，所以它保护了我的头。 多年来我百思不解，为何像我这样一生与世无争的人，会遇到这种飞来横祸？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亲身体验这一层的人生苦难？是惩罚我欧洲之行太快乐，纵情于历史陈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这尘市街角的杀机？
2014-04-25
妈妈去世已经两年，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凡是他在家的日子，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留下他一个人后，我千方百计求他，哄他，甚至骗他，搬来和我同住，但他坚持不离内湖的家。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内湖去看他，都在下课下班后，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阳台上张望。 我车祸后，他多日不见我回去，就不断问，妹妹说：“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他说：“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如此过了十多天，妹妹只好说：“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他说：“我可以去看她呀…”这样闹了一个月，他突然肠胃不适，也送到三总内科。就在我病房的楼下。我那时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还裹着石膏。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下半身用被单盖着，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我进他的病房，叫了一声爸爸，他就哭起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摔成这样？”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自此冲破，再也关不上了。这位被尊称为“铁老”的汉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这之后，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里，每次看他“捡回一条命”的女儿，就流泪不止。他有时会说：“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
2014-04-25
晚饭时，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没有出来的人，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他反反复覆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2014-04-25
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皮箱，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复员回北平又来台湾都不肯丢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最高一层放了八床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内湖后，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拚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全都走过去了。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 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一直有人跟监，一九六 0 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毁，以免连累友人。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诗；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小熊的生日贺卡：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他从德国买的《哲学丛书》二十册（一九二 0 年版精装）：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母亲死后，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只剩上半页和封面，木盒已触手即碎，只有焚毁。
2014-04-25
这篇致谢文回溯《时与潮》在台湾复刊，一九六六年七月起连续选译《艾德诺回忆录》，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执笔之社论《从文德诺回忆汲取教训》。这位领导西德自战败废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经历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对于他的国家的过去与将来，曾下过一番沉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于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价值及不可让渡的权力。”末文明说：“这些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但在实际的德国政治中，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千百万人的鲜血，千百万人的眼泪，千百万人的颠沛流离。”这个基本却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学生时代至埋骨台湾的心声。
2014-04-25
那时的上海机场还相当混乱，我没有找到接我的武大校友，将近五十年岁月。恐怕对面也不相识了。我几乎上了一辆由女子带路的假出租车，幸好到了车旁感觉不对劲，回到大厅找警察招来一辆真出租车，到了原定的希尔顿饭店，放下行李，即由在大厅等我的许学长带着到了邮政医院。巧珍被扶着坐起来，眉眼灵秀仍在，她说：“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她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像致迎宾辞似地念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她气息微弱地坚持念下去，直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俯身在她床沿，泪不能止。她断断续续在喘息之间说了些别后五十年间事，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她劝我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着。我茫然走出医院时，知道这重逢便是诀别。回到台湾便接到她去世的消息。那年，她六十九岁。对于上海我本无甚好感，此行更无逗留心情，由医院出来，坐车在原是最繁华街上慢慢驶过，想半世纪前我穿着抗战衣裳与他们格格不人的情景，真有啼笑无从之感。故人往事都已消逝，这时的我已见过世上许多重要都市，看遍各种荣华，而最重要的是读了许多当读的书，做了一些当做的事，一生没有自活。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2014-04-25
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2014-04-25
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2014-04-25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2014-04-25
而当年以“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2014-04-25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 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
2014-04-25
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2014-04-25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描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2014-04-25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2014-04-25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一九七○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国家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先生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2014-04-25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的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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