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睡前突然不想做自己了,就想起白天见过的形形色色的奇怪的人。有一个老头,我想在今晚的梦里成为他。
成为他,不是要嫁接他过往的人生历程,也不是要接力他明显已然不多的余生,我仅仅只是想成为这样一种角色:我见到他时的、一个旁观者偏狭的视角所能解读的角色。
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守在地铁B站的3号出口的刷卡通道外,两手捧着当天的早报,像乞丐端着求生的碗,等待着那些上班的人们的不要了的报纸。他站在中间的通道外,两腿挺直,从不倚靠墙壁或柱子,从不蹲着或坐着,兼顾着两侧,眼光几乎不漏过任何一份离开地铁站的报纸。
他从不说过一句话,不主动询问,也不拦截骚扰,伸手接过有意愿的施舍,不可惜任何一个拒绝。他穿着随性不讲究,混搭而不单调,有时候穿运动鞋配西服,有时候穿皮鞋配休闲服,常年戴顶猎豹纹品牌的帽子,遮住凭常识会认为是灰白的头发。
他从不显得穷困潦倒,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拾荒者或者乞讨者,然而你也没有确切的线索推断出他的工作身份,或者赖以谋生的事。
也许他对别人丢弃的报纸有经济利益的诉求,他在附近经营了一家报刊亭,可以将报纸转手卖给别人;也许他用报纸来满足个人消遣的乐趣,例如剪切新闻并分门别类地贴在档案册里、练习毛笔书法、折叠出惟妙惟肖的花鸟工艺品。他不是一个精神异常的人,一定是有一个持久性的动机——就像有的老人为了延年益寿的目的而天天出门做晨练——驱使他日复一日地守在那里收集报纸。
但是,这个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因为相比于人来人往的拥挤的嘈杂的地铁站,别处的空气和环境会更合适;这个目的也不像是为了挣钱,因为报纸本身很廉价,即使是再加工利用也不会带来多少收益,再说,他每天的收成都不好,目测一天只有十几份。
我曾下结论认为他是为了个人的乐趣这类相对纯粹的目的在做这件事。然而很快我就动摇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或者说是对“人”——的了解太少了,我认为别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眼前。
有一天,又是上班高峰期,地铁里拥挤的乘客比往常更多一些,我侥幸得到一个座位可以短暂沉浸在手机里。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胖子——胡渣潦草、汗侵T恤、略带凶相——推开人群出现,半征求半强制地收走别人没在阅读的报纸。在那个狭小的行走困难的挤满上班族或学生族的空间里,他的体型显现出侵略性的优势,出现得那么突然,所做的事那么奇怪,简直不可理解。我认为他回收报纸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卖钱。
然而,我的疑惑是:挣钱难道没有别的更有效的方式了么,为什么要在上班高峰时的地铁车厢这样不合时宜的空间(更别说他的身型了),为什么要不礼貌地推挤别人或直接伸手取走别人放在腿上的报纸?
现今是纸媒没落的时代,年轻人几乎已没有阅读报纸的习惯,报纸的销量每况日下。我记得三年前还在武汉时,有一次为了找零钱而去买报纸,那时只需一块钱就买到了当地颇有名气的都市报,现在的行情肯定不会比那时候好。
苏州地铁上的报纸是免费的。我每天在地铁Y站进站后都会看到两个阿姨在楼梯口发报纸,她们套着一样的制服样的马褂,对立站成一个下楼必经的通道,伸长手把报纸晃来晃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地说着“免费的地铁报”!当一份报纸送出去之后,她们会熟练地快速地抽出另一份举在眼前,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她们应该是报社请的临时工或者哪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打着“免费”的旗帜做着很费人力的低效的事,不止于此的是,当我在B站出站的时候,通常会经过一个报纸回收箱,有个守在旁边的阿姨会反复地说着“不要的报纸不要带出地铁站”!苏州目前开通了两条地铁线,每条线路超过二十个站,每个地铁站有两个进站口和两个出站口,保守估计的话,每天差不多有两百人在地铁站因为报纸而做着同一件事。我每天只能见到两百人里区区的几个,从未曾留意过今天见到的是否是昨天见到的人。最初的时候,我不关心她们所做的事,甚至出于习惯地有所排斥。
每天走在路上,特别是在来往人多的路上,我们无法避免与别人产生交集,然而大部分时候让人唯恐躲之不及:有时候是一份促销的宣传单、有时候是一家新店开业的喜讯、有时候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介绍、有时候是一张手写的聋哑人证明、有时候是一句“上帝保佑你”或者“你相信上帝吗”…
这种事情简直太常见了,以至于,每当有陌生人试图靠近或突然递给我东西的时候,我的戒备心就就快速地做好了要拒绝的准备。
最近,当我加班到特定的某个时间,下班走到B站地铁口时,就会见到一个很特别的大叔。他穿着交警的衣服,别着交警的装备,旁边停着交警的执勤摩托车,然而手里拿着一张A5大小的印刷纸,会招手拦下经过的人,说“你有空吗?帮我扫一下二维码吧!”我想他无非是让人扫码关注什么公众号或者给什么人投票,就快步的走开了。他也许是为了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也许是做着兼职想挣点小钱,不管是哪种,我同样理解他和他做的事,但仅此而已。
我又想起了那个老头,相比于其他人,我对他更为留意。我想他大概不到七十岁,身体衰老的作用使他行动变得迟缓,夜里会被疏松的骨头报警的声音吓得失眠,于是又早早地来到忙碌的地铁站。
他的脸由于嘴巴苦闭而显得有些紧绷,或许由于能催生快乐的事情不多,而近年来伴侣的无情的指责让他变得难受,总之他的脸像是忘记了怎么发出笑容。他的眼睛曾经很明亮,很迷人,到如今成长的有些涣散迷离,越来越难以说出有意义的话,就像他的舌头一样。他年轻的时候心性不定,总是不能长久地做一件在现在看来仍是有益的事,而变老的好处之一就是他克服了这个缺点,然而,以前未完成的愿望大部分也变得更为不可企及。
以上的描述,毫无疑问,纯属凭空想象。
他实实在在的形象不会因为我的假想而变样,他的行为也不会因为我过度的解读而更有意义。他只是一个每天在地铁B站收集别人不要的报纸的老头,仅此而已。
夜更深了,我仔细地想了想,又再想起白天见过的形形色色的奇怪的人,想到冬天来了,夜晚的时间用来造长长的梦很合适。我已经不想在梦里成为他了,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曾经就是他,或者在未来会变成他。
(二)
窗外是干净的天,纯净的灰色,偏于暗淡,被对面的楼层拦挡了一片。说实话,我往外看的时候并无什么特别的期待,抬头先看天空,是出于一种矫情的习惯。
假如条件允许,视野可以开阔到远方的话,我倒是会有所期待:最好是有几座层层叠叠的山,线条起伏,包纳树木郁郁葱葱,不单调,也不需要太多秘密;当夜晚来临时,就抛出一个光亮光亮的月球,照出寂寞的冷色。
然而条件并不允许,视野被遮挡,我只能对视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毫无特色的绿化装饰区——唯一值得观察的只有区区两三株樟树,花期早过了,果期也刚过了,没有了所珍护,也没有了所得意,沉默时带着坦然,闹动时透露出自足。我想对它们说说我的心情,但它们摆起常年深绿的树叶,仿佛在说已经提前知道了,接着礼貌地分享了它们的令我羡慕的自由感。
其实,在小区里还有别的绿化物,至少有杨梅树和桂花树,都曾吸引过我的注意:一个酸,一个香,一个红,一个黄,都大胆地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只可惜都不持久;更可惜的是,它们没有生长在我的卧室的窗外,无法填补我的占有欲——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樟树那样的倾听者,信持着什么样的生活观点?
近日来,我的心情有些落寞,尤其是在安静的周末的午后。远离手机游戏之后,我虽然有更多时间阅读和直面自己,但也更容易暴露在无聊中。
于是,我开始做一些转移注意力的事,例如写作,例如想起一个老头,例如想起一个老头之后又想起另一个老头。
苏州是座江南水乡城市,遍布着纵横交错的河流,将星罗棋布的几个湖泊贯通联结起来,极大地方便了垂钓者。有一个老头,经常在小区旁的我上下班必经的河边垂钓。
这是一条安静的河,水不清澈,但也没有太多杂物,从不远处的青剑湖引出来,流的及其缓慢,像河边的垂杨柳在风中缓缓地摇。河流靠公路的一侧是密布的树丛,树丛间有一个缺口,漏出一小片空地连接着河堤,足够让他安放一个折叠椅、一个塑料桶、一个抄鱼网、一把伞、一个小支架、一个碗和一副钓竿。
他就占据着那个有利的位置钓鱼,距离远得看不清容貌细节,却足以辨别出年龄段。他经常穿着黑色的皮夹克、黑色的长裤和黄棕色的鞋子,头戴一顶白色的鸭舌帽,在穿着上可以说有一种符合年龄的保守与随性,与地铁站收报纸的老头一样,只透露了些许的孤独,但更多却是说不出的神秘。
他基本上是坐着,或者说缩着,一动不动,像是嵌在了树丛里。从概貌来看,他也不显得穷困潦倒,年岁的流逝使他的脊梁变得轻微佝偻,没错他是一个老头,然而并不是我们偏见里会假设的那种一无是处的老头。
我搬家约半年了,最初的日子里并没见过他,然而突然开始,每天清晨7点刚过,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准时地坐在那里很久了。于是,一种奇妙的比对关系出现了:我工作日早起去上班,他每天早起来钓鱼;我匆匆赶去挤公交和地铁,他悠闲坐在河边柳树下;我一个人,他也一个人;我上班努力工作基本上是为养家糊口,他钓鱼独对长河很可能不是为养家糊口。。。。。。
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对外部世界产生好奇,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活动机是个值得探究的宏大主题。
于是,每天看到这个老头的时候,我都放慢脚步,以便能多观察几秒钟,就像在地铁站里一样。
我觉得他懂得坚守一种无害的兴趣,有眼光选择那一处绝佳的角落,充分发挥了一个老人的长处:精神更纯粹、能够保持长久的沉默、远离社交网络和电子产品、把时间过得比年轻时更充裕。
对一个老头来说,最流行的日常消遣无非是这几种:打麻将、打扑克、下棋、跳广场舞、侃大山。他选择了钓鱼,另一个老头选择了在地铁里收集报纸。
如果我有幸长命活成一个老头,我大概是都不会选的。期待到了那个时刻,我是一个无人打扰的小说家:为青少年写些魔幻的故事,或者为自己写一座迷宫。
我把地铁站里的老头和河边钓鱼的老头当做独特的个体来观察,然而我知道,吸引我的并不完全是他们本身,还存在着一种让我着迷的无形的象征意义,越是进入抽象的领域,它们就越清晰。
那是一种安逸却消极的价值观,老头象征着一种达成态的稳定:判断力已经养成了,天之命及人之伦已经认知了,社会成果及自身价值基本已是定局,欠下的债要么已还清要么永远还不清了;珍贵的事和不珍贵的事、仍爱的人和不爱的人,对立分明,像被放在天秤的两端,彼此的分量精确而准确,童叟无欺;迫近的死亡会逼退未来的计划及理想,极端的情境会强化对当下的关注,缺席的终极意义最终引向虚无;于是就抹去了年龄,抹去了人。
一种荒诞出现了。必须要第三个老头来解,必须等他来,一点耐心也少不了,必须等待这个老头,也许等待四十年,也许五十年。
冬天先来了。